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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论文.freelock(1994)发现离婚对女性造成的伤害更大。在中国农村,留守女性受到的伤害可能就更大,离婚后留守妇女和儿童很可能陷入贫困。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女性愿意留守而让自己的丈夫外出打工,这可能是因为户口限制而不能够举家搬迁;还可能因为夫妻双方很难同时在一个城市找到工作;或者是作为家庭分工、分散风险的一种模式。无论是什么原因,在家庭做出如此决定时,家庭的期望收益大于期望成本。三、研究方法为了实现研究目标,我们利用CHNS数据,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把已婚女性分为两组:有流动劳
2、动力人口家庭和无流动劳动力人口家庭,我们把夫妻双方都居住在原居住地的家庭定义为无流动人口家庭,把至少一方在外打工家庭定义为有流动人口家庭。我们首先描述两类家庭的离婚率变化状况。其次,我们利用持续数据模型(Kiefer,1988)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在本文,我们同时运用了非参数和参数估计方法。在非参数估计中,第t年机会比率等于当年离婚数目除以之前一直未离婚家庭数目,这可以用卡普兰—迈尔(Kaplan-Meier)曲线来表示。这一非参数估计方法可以显示离婚率如何随婚姻时间长短而变化。本文利用持续数据模型(Kiefer,19
3、88)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我们用h(t)dt表示婚姻期内机会方程,即当事人i在t期内维持既定婚姻,而在时期(t,t+dt)内离婚的条件概率。离婚的机会方程可以写作:h(t)=hX(t),t,在这里,X表示在(t,t+dt)期内影响离婚概率因素的向量。具体地说,该向量包括以下因素:第一,有无劳动力流动人口,家庭内有劳动力流动人口记作1,否则记为0,有无劳动力流动人口是本模型的核心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以下三类:(1)夫妻双方的个人特征,例如,初婚年龄,教育水平,年龄差异,教育差距以及夫妻双方工资收入等。(2)家庭特征,包括孩
4、子数量和孩子性别等。(3)社区特征,包括社区内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以及电话普及率等。假设离婚率在婚姻持续期内服从威布尔分布(eier)生存曲线,见图1。图1显示在5年婚龄以内,无论家庭是否有外出打工人员,婚姻都比较稳定。在婚龄高于5年后,有流动人口家庭的条件离婚概率一直高于无流动人口家庭。在婚龄达到大约12年之后,离婚概率随着婚龄的提高而下降。利用CHNS数据和持续数据模型,我们估计了参数模型,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Cox半参数估计(Cox,1972),估计结果见表2。两个估计结果很相似,文中解释以参数估
5、计结果为主。统计检验结果说明参数估计和半参数估计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持续数据模型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城乡间劳动力流动提高了离婚率,幅度高达63·75%。与预期类似,女性受教育水平降低了离婚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高的女性更可能找到“理想”丈夫。夫妻间个人特征差异对婚姻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年龄差距每提高1年,离婚概率就上升14%;不同民族间婚姻破裂的概率显著提高;但教育水平差异没有显著降低婚姻不稳定性。初婚年龄对婚姻稳定性也没有显著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似,孩子数量显著降低离婚概率;有趣的是,
6、男孩对降低离婚概率起到的作用在数值上大于女孩,这可能与中国人的男性性别偏好有关。具体地说,有男孩会把离婚概率降低30%,而有女孩能够降低20%,二者分别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男性和女性实际月收入对离婚率没有显著影响。在社区水平上,村庄中务农人口比重越高,离婚率越低;而电话普及率提高了离婚概率①。参数估计结果中α值显著小于1,说明整体上离婚概率随着婚龄的延长而降低。六、结论与政策含义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绝大多数打工者是男性,无论是出于家庭内部预防风险的一种分工形式,还是因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或者因
7、为户籍制度限制,还是孩子在城市上学难等原因,打工者往往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被称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然而,经济学家就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影响问题的研究还不多。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离婚会给当事人带来伤害,因劳动力流动而引致的离婚大大提高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还影响社会稳定。本文试图对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初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离婚率达60%以上,这意味着劳动力流动者面临家庭破裂的风险更大,打工者
8、子女更容易陷入单亲家庭的困境。所以,外出打工在提高预期收入的同时,必须承受更高的离婚风险②。本研究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鉴于越来越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是一种趋势,国家有必要降低家庭迁移壁垒,实现更多农民工举家搬迁至城市,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例如,政府可以取消户籍制度,增加城市教育资源供给,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问题,对家庭迁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