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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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研究苏联新经济政策必然涉及到富农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如同列宁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预示着富农必然会更多地产生出来，还因为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以及同时发生的全盘集体化运动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就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时期，富农问题也是苏联党内关于农村政策的争论和分歧的重要方面之一。还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因在富农问题上向中央提出质疑而遭到列宁的斥责，后来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又从富农问题出发对中央的农业路线提出疑议和反对。到20年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是被作为亲富农路线的党内“右倾集团”而受到攻击和贬谪的。新经济政策与富农问题

2、的这种联系绝非历史巧合，恰恰相反，富农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本文试图从概念和政策两个方面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问题做一番历史考察。概念：富农与富裕农民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在当时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富农”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在后来的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当中也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富农这一概念的俄文用语就比较混乱。在一般我们译作“富农”一词的俄文原文是кулак，但由于对富农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理解，所以用来表达农村这一阶层或集团的词汇还有зажиточный　богатый，крепкий等。在一般的情况下，богаты

3、й与кулак含义相同，而зажиточнее　крестъяство(富裕农民)则与кулак(富农)有所区别。但有时也把зажиточный和крепкий用来笼统表示上层农民(包括кулак)。或许正是由于对富农与富裕农民在用语上往往发生混淆，有些统计机关使用了小资本家农户(мелко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хозяйства)或企业主(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来表示富农(或者应说是农村资产阶级)这一阶层。有时在统计中干脆避免使用“富农”一类词汇而直接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进行农村分类。这是我们在研读历史文献时特别需要注意的。确定富农成分的标准和方法也是各不相同

4、的。传统的方法是根据农户占有耕地、耕畜的数量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来确定富农的成分。不过，不同的统计者往往只侧重一个方面，如拉林在确定革命前和革命初期的富农标准时，一般把占有8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划为富农。中央统计局便长期使用这一标准。后来许多国家机关实际使用的标准是农户占有马匹和母牛的数量，一般把拥有3匹马和3头母牛的农户划为富农。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会则把一年雇工在50天以上的农户确定为系统地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户，即富农户。与这些传统的方法和标准不同，克里茨曼提出以占有生产资料价值的状况划分农民成分。克里茨曼认为，在土地平均分配以后，以土地占有数量作为划分农民成分的依据是不可靠的，而占

5、有牲畜和使用雇工的情况往往由于农户的隐瞒，而无法准确地反映农村阶级关系的真实内容。因此，克里茨曼领导的共产主义学院农业检查组把占有生产资料价值1600卢布以上的农户划为富农(200卢布以下为贫农)。即使采取同一划分成分的方法，但确定的标准也往往不致。如工农检查院就把占有生产资料价值1400卢布以上的农户确定为富农(400卢布以下的为贫农)。此外，还有的统计者以收入的状况、生产资料租借的情况或非农业收入等作为标准，也有的机构综合考虑几个方面的情况。实际情况正如米柳亭所说：“什么是富农(кулак)?迄今为止，在实际进行的农民成分划分中，对于富农的确切定义事实上是不清楚的。”莫洛托夫在俄共(

6、布)十五大上虽然对富农的人数作出了自己的估计，但始终感到准确地估计富农人数“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联党和政府虽然也曾试图对富农的标准作出统一的明确的规定，但实际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官方确定的标准没有得到统一使用，而且中央机构本身确定的标准也经常变化。如1927年11月6—7日《真理报》第一次公布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局召集的委员会确定的富农标准，规定具有下列特征之一的农民就可定为“富农”：(1)雇用两个农业工人，其中一人受雇时间在半年以上；(2)至少有3头耕畜(在某些地方可以是4头)，有10俄亩或者12、14、16俄亩耕地(根据不同地区)；(3)拥有至少雇用一个工人的小加工

7、场(或者在这方面没有雇佣工人而在其他方面有雇佣工人)；(4)即使不靠雇佣工人的帮助而拥有商铺；(5)私人占有现代化农业机械或者占有其所有权的大部分。然而作为该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斯特鲁米林并没有接受这一结论。此外，财政人民委员会在关于对富农征税的法令中仅采取了这一规定的一部分，而自己又加入了放高利贷、出卖和出租生产资料的内容，而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如耕地和牲畜的占有等)则被删去了。这一法令在1929年3月也得到了人民委员会的批准，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