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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权论纲: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论文.freele(1969)认为,“占有”的稳定性是人类社会和平和安全的基本保障。产权的不稳定性是阻碍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可见,作为产权与契约交叉领域的“通用财权”,其事前明确规制隐喻的稳定预期必然强调公平价值观,也就是为所有财权契约各方提供有关公平信息的稳定预期。企业“通用财权”安排的一般范式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法律层面,如公司法等;另一个是公司层面,如公司章程等。具有制度规模经济的国家提供的公司法、证券法、物权法等内容可以理解为公司现时及潜在的投资者借助“政治程序”签署的公共契约的一部分,是所有各类公司共有的公共契约,旨在彰显民
2、主国家诉求的社会公正价值目标,表明对所有公司的共同要求和对所有投资者的平等待遇(诺斯,1980;Easterbrook,1991)。这也是民主国家宪法(“权利法案”)的基本要求。而公司章程只是把公司法中没有明确的,而股东认为必须明确的内容写出来。从而与公司法、物权法等一道成为约束公司参与各方的私人契约。其中公司法等先于公司章程而存在,公司章程根据公司法等衍生而成。通用公司治理范畴是基于社会公正原则设计的强制性规定,具有确定性、一般性和普遍性,是为了实施事先确定的平等保护所有投资者(包括中小投资者)等社会公正价值目标的人造秩序。因此,对公司及投资者来说,它是一种外生规则。为
3、了保障体现公正价值目标的外生规则的实施,国家设计了作为惩罚机制的法庭装置,以便投资者在利益受到不正当损害时通过通用公司治理寻求司法救济(陈汉文等,2005)。显然,通用公司治理在于保障一种抽象的整体秩序,这种秩序以公正价值目标为导向。通用公司治理中的“企业财权”契约是相对完全的,这是因为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企业财权”的具体规定,整体来说是相对完全的。根据“财权=通用财权+剩余财权”这个等式可以发现,此时,“通用财权”在“企业财权”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通用公司治理中孕育的财权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通用财权”。通用公司治理以公平为价值取向,那么其中的财权配置也就传承
4、了公平价值观,而通用公司治理中的财权又以通用财权为主导,合乎逻辑地,这种在法律和公司层面耦合而成的“通用财权”理应突出对利益相关者的产权保护,侧重对企业公平的强调,以公平价值观为导向。因此,发轫于不完全财权契约中完备部分的“通用财权”就传承了通用公司治理所强调的企业公正价值观。(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观因为企业财权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剩余财权的初始配置和后续调整是重要的。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无法写入契约。一旦自然状态实现,在这种具有双边锁定特征的再谈判过程中,投资方就面临被对方“敲竹杠”(holdup)或攫取“可占用准租金”的风险。作为不完全“
5、企业财权”合同中不完备部分的“剩余财权”,其事后通过对或然状态进行谈判来解决事前无法规制的权责,这种“讨价还价”式谈判会引致高昂的交易费用以致很多情形下不会发生。理性的契约方就呼唤在不完全“财权”完备程度(即通用财权)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对“剩余财权”的“流动”与“分割”及其有效配置以最大化企业组织租金创造。也就是在“通用财权”主张公平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剩余财权”价值取向应定位于效率价值观。简言之,“剩余财权”担负着将企业价值“蛋糕”如何做大做强的使命,而“通用财权”则担负着将“蛋糕”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给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使命。由于法律的一般性和普适性
6、,就给个体的公司留下了较大的剩余公司治理空间,这体现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工作规则》等规则中,主要是内部治理机制(陈汉文等,2005)。由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理念及投资者逐利的本质,使得剩余公司治理成为基于自由竞争理念的、以股权强势原则为基础的、旨在追逐公司效率的一个博弈以后的制度均衡(Kreps,1990),以求在市场中取得有利于公司效率的结果。剩余公司治理诉求于特定公司个体的经济效率目的。相对通用公司治理而言,剩余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灵活性大,适应能力强,因而剩余公司治理中“企业财权”契约是相对不完备的。根据“财权=通用财权+剩余财权
7、”可知,此时“剩余财权”在“企业财权”中占主导地位,即剩余公司治理中占主导地位的财权是“剩余财权”。剩余公司治理以效率为价值取向,那么其中的财权配置也就传承了效率价值观。而剩余公司治理中的财权又以剩余财权为主导,合乎逻辑地,“剩余财权”理应侧重对企业效率的强调,最大化企业组织租金,以效率价值观为导向。因此,发轫于不完全财权契约中非完备部分的“剩余财权”就继承了剩余公司治理所强调的企业效率价值观。四、财权及其配置:二元价值体系上述研究表明,财权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任何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