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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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在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中，行为分析的基础和出发点只能是个体。巴泽尔指出，一切行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所谓“组织”的行为最终不过是众多个人行为的整合。因此，如果我们以经济学为基础展开对腐败行为的分析，就必须从个体分析入手，某些所谓的“集体腐败”、“群体腐败”现象只不过是多个个人腐败行为的结果或行为组合。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所定义的腐败仅是指公职人员的一种个人行为。　　一般而言，腐败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把腐败定义为：“腐化(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化(败)的基本形式是

2、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这里所谓的政府财产是指政府“生产”的“物品”，包括执照、许可证、通行证、签证以及其他一些禁止或限制“私人”提供的“物品”。换言之，已有研究中多将腐败的基本形式或内容定义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此外，由于寻租行为更多、也更容易产生腐败，因而国内部分学者将腐败定义为权力寻租。这是不准确的。寻租是指厂商或其他组织、个人为获取政府特许以获得额外的或垄断的利润而向政府官员施加各种影响的努力。其中尽管包含了“钱—权交易”的可能，但这种活动在更多情

3、况下是对利益的一种合法再分配活动，更多地是采取法律允许的方式和针对集体，如院外游说。进一步地讲，政府的“设租”行为与腐败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政府被定义为，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拥有专有的权力来强制执行一些行为规则的机构，其基本任务被认为是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一般而言，政府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有两种基本方式：其一，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将使政府的租金最大化；其二，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政府税收增加。换言之，不仅调整“租”的分配是政府固有的职能之一，而且“设租”以制造更多的“公共领域”是政

4、府增加其收入的一种手段。因此，在笔者看来，“寻租”、“设租”与腐败有着严格的区别。腐败指的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为获取不正当的个人收益而收受第三方支付，并损害国家或公众利益的行为。　　　　收益最大化冲动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动力来源　　　　如前所述，在经济学中，每个人的行为都被假定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行为。每一个腐败者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同样是按照其行为的“成本—收益”比较，考虑其道德（心理）成本、惩罚成本、实施成本以及其可能收益来决定其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取腐败行为。　　在笔者看来，腐败行为的道德（心理）成本主要是指公

5、职人员在做出腐败决策时，需要突破来自其自身的种种心理障碍：因腐败行为必须改变其道德观念、放弃其循规守法的操守、面对可能的社会舆论谴责等。腐败的心理成本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及其强烈程度。在理论上，这种“心理成本”是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　　腐败的实施成本取决于决策者正常的工资收入、制度待遇以及其从事腐败的机会、收益等，因而是因人而异的。就腐败的受惩概率而言，腐败者所处的职位越高，对其进行监督制约越困难，同时其势力影响和关系网络也越严实，因而即使同等程度的腐败，曝光以至受惩的概率也低得多。但另一方面，对于高层腐败者而言，其腐败行为一旦败露并

6、招至惩罚，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此外，对于腐败者而言，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曝光及受惩概率，一般都会收买上级领导，广泛编织关系网络，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腐败成本，降低了腐败利润，但却提高了其腐败的“安全性”，为其继续实施腐败创造了条件。　　如果腐败者突破上述种种约束的努力，即腐败活动的成本低于其实际利益的话，那么理性的腐败者就会采取腐败行动。因此，腐败在社会约束软化、腐败成本较低、腐败利润较高的情况下，腐败的发生就会变得较为普遍。而且，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腐败的程度和收益呈正函数关系，腐败程度愈是严重，实施腐败的主体所获得的收益也就越是丰

7、厚。同样，实施腐败的成本与刑罚也是呈正相关关系。实施腐败的成本越高，主体就越要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公共权力的存在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客观基础　　　　古今中外，只有掌握公共权力者才有腐败的资格和能力。在现实经济中，各种资源并不是完全个人拥有和完全自由市场配置，某些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并因而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存在，也就为其掌控者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个人私欲开辟了一条途径。也就是说，权力配置资源是腐败行为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相反，当个人不掌握公共权力时，其欲望的满足只能凭借个人所能独立支配的私有资源(当然也能通过寻租、偷盗等形式满足)，腐败行为是无论如

8、何也无法产生的。因此，公共权力的存在无疑成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　　显然，上述两个前提只是证明了腐败产生的潜在可能性，其是否真实发生，还依赖于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