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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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年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论文.freelbuan的事迹，指出台湾学者把Hambuan比定为同安士绅林亨万的错误。作者指出，在明末开放漳州海澄出国贸易的近百年间，Hambuan式的合法海商是海洋经济活动的主流，海寇商人、豪绅商人仅仅是明末海商的一种模式，把它视为普遍模式，抹杀了自由海商存在的事实，歪曲了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十七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中国史研究2)。汪崇筼探讨了《明清淮盐经营中的引窝、税费和利润》，认为所谓盐商牟取暴利(或称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提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安徽史学4)．汪庆元《汪氏典

2、业阄书研究》证明清代徽典资本构成分为“承祖业分受财本”和“生息资本”两部分，其中社会存款约占总资本的28％。徽典还普遍经营会票，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在当时市场条件下，徽商资本已难以壮大(安徽史学5)。张乃和《15一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商人主体权利之比较)认为，中国海外贸易商人的小共同体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海外贸易商人自发组织制度的创新未能获得国家法律的确认和支持，致使传统的宗族共同体向近代法人共同体的转变异常缓慢和艰难．但英国海外贸易商人与王权联合，不仅逐步改造了传统的家族企业、行会或公会制度，而且逐步构建了

3、近代法人即公司制度，海外贸易商人主体权利得到有限保障。他认为，这种差异是两国海外贸易势力消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刘秋根认为中国的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文史哲3)。刘秋根(明代徽商合伙制店铺融资形态分析》考察明代徽商合伙制店铺多途径地、灵活地从资金市场融通资金的渠道，认为这表现了利率平稳下降、供求固定化及日益由金融机构经营

4、、一般私人家庭高利贷者日益受到排挤的历史趋势(河北大学学报3)。许檀认为《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兴起约在康熙年间，清代中叶达到鼎盛，成为河南东部与江南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枢纽。道光年间全镇商人商号数量至少超过千家，年经营额估计可达500万一600万两(中国史研究1)。她另考察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指出，洛阳商业的兴起约在康熙年间，清代中叶达到鼎盛。嘉道年间汇聚于洛阳的行商、坐贾当有千家，年经营额估计可达四五百万两(天津师范大学学报4)。马征论清代“环海商都”——丹噶尔商贸之兴衰》从地理、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方

5、面探讨丹噶尔商贸兴衰的原因，分析了丹噶尔商贸活动的特点(青海社会科学4)。任放认为《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官方进驻机构及文武要员、兵士，乡村基层组织，介于宫商之间的牙行及牙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任放考察《明清长江中游市镇与仓储》之关系，指出明清时期市镇与仓储的关系密不可分，市镇在明清时期仓储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市镇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这种功能使其自身的商业机能更加突显(江汉论坛2)。本年有数篇论文研究北方地区的市镇，并提出一些不同于南方市镇的形态。张青瑶、王社教认为目前学术界关

6、于城镇经济的研究大多忽略了北方地区军镇等类型的存在。作者指出清代太原地区以镇命名的聚落可分为(关)市镇、驿镇、商镇、驿镇商镇、关镇商镇、关镇驿镇等六类型，认为明清时期以镇命名的聚落并非都是目前学术界所提的“市镇”，应探讨镇的发展情况，同时重视地区差异，充分结合地理分布因素进行研究(清代中后期太原地区镇的类型及形成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刘景纯考察《清前中期黄土高原地区沿边军事城镇及其功能的变迁》，指出清代黄土高原地区沿“边”军事城镇多承袭明制，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然发挥着军事功能；但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总体

7、的衰落、数量减少和功能转化，具体表现在军事城镇行政化、城镇自然消亡及由兵员锐减而导致的军事功能减弱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张萍以清代宜川县商业集镇的发展进程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为例，探讨了陕北黄土原梁沟壑区部分典型县域的集镇发展及地域分布规律，认为在黄土高原地区的黄土原梁沟壑区，一些典型县域传统集镇的区域分布符合中心地理论，集镇在空间上的扩展受这一规律的制约(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王凯旋认为，东北地区的城镇经济是在康熙中叶以后逐渐恢复发展起来的，经营者主要是汉族流民(

8、论清代东北地区的城镇经济／社会科学战线1)。民族经济马廷中指出，明清时期云南和贵州彝族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逐步取代了封建领主制经济，大量汉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利于彝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由于明清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与统治，彝族退居山区和半山区，不利于彝族农业经济的发展，成为近代以来云贵地区彝族农业经济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明清时期云贵地区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