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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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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形成的以经学为中心,涵盖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辨伪、目录、辑佚等各个学术领域,以重视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治学特征的乾嘉学派,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座高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进行了诸多研究,既有个案深入的探讨,又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近20年来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一、关于乾嘉学派形
2、成原因的探讨对于80年代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研究状况,赵永春已进行了总结,大致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种:其一,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这是传统看法,认为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最终形成乾嘉学派。其二,远因近因说。远因可以追溯到汉代学者的整理其五,其他观点。路新生在《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一文中开篇就援引钱穆和余英时的观点,提出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点却“为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忽略”。同时又提出:“余氏在考校清代考
3、据学风的形成时,仅仅着力于宋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的影响,而对于援佛入儒和儒释之争这一制约清代考据学形成的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问题却未置一词,这就使余氏的论据显得比较单薄,而钱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这一问题似也忽略未论,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注:《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通过阳明后学援佛入儒之发展及其反动、资治与辟佛;东林学风转轨的内在动力、弃虚蹈实;从清初的仇佛到乾嘉考据学的形成等三个层面的分析,他认为“清初士大夫社会的仇佛心理,在学术界蔓延的结果,便是佛氏连带着喜好玄妙的形而上学思辩学风同时遭到了学术
4、界的摈弃,而学风愈趋于实证”。“下逮于乾嘉年间,一般考据学家排斥佛氏的立场遂沿清初余波而起。如洪亮吉、武亿、朱笥河、洪榜、阮元皆辟佛氏”。而他对这种排佛之风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看乾嘉时期的考据论文,枯涩干瘪,既无活泼清新之文风,亦无高屋建瓴、沛然而下之气势,实与整个学术界缺乏理论思辩之素养大有关系焉!究其根源,则是因学术界囿于传统的资治治学观,铲芟授佛入儒的心性之学所造成的。”李岚在《乾嘉学派成因再探》(注:《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中,力图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考察,她提出有下面几个因素:一
5、、康乾盛世经济上的繁荣,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二、相对安定的社会,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宽松的治学环境;三、清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使乾嘉学派在钦定御纂的世界中逐渐形成;四、学术者(界)自身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与开拓性;五、个人对乾嘉学派形成的推动作用。此外,于鹏翔又提出要从民族因素对乾嘉学派的形成进行考察。(注:于鹏翔:《论乾嘉学派形成中的民族因素》,《松辽学刊》1990年第3期。)二、关于乾嘉学派内部分野的争呜乾嘉学派内部派别的划分,历来有吴派、皖派之说,多数学者都承认此一分野划自国学大师章炳麟。章氏在19世纪
6、末出版的《虺书·清儒》中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后来章氏将此书修订再版,在戴震前加上江永之名,书名改为《检论》。其后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立足于章炳麟的说法而又加以阐发,他说:“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
7、与政治的影响(中)》,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22页。)自章炳麟、梁启超二人提出吴、皖分野说之后,20世纪的史学家多沿此说,论述乾嘉学派必谈吴派、皖派。如侯外庐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在其第十章第三节“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中说:“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皖派以安徽戴震为首。”(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戴逸在其所著《汉学探析》一文中说道:“到了惠栋时(雍乾之际),一切条件才基本具备,才能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形成和宋学分庭抗礼的局面。惠栋和他的友
8、侣、学生都是江南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吴派’。与吴派并称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吴’和‘皖’都是地名,吴派学者大多是苏南人,而皖派学者大多是安徽人。”(注:《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2年6月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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