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财政危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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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财政危机的探讨[内容提要]局外人很难参透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对于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中国经济就像是雾中花：看上去很美，却不明就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语曾云：“中国是个谜，但很管用（“Chinaisapuzzle,butit.对国有企业的试错改革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的较量。政府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恋恋不舍削弱了政府的财政能力。这种结论是基于下面的判断：第一，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以及激励机制和由于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内部人控制"和"预算软约束"。企业的经营目标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经理报酬

2、和职工收入的最大化。而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其经济目标是追求投资净收益最大化。由于其能很好地解决激励与约束问题，所以它比国有企业更有活力。第二，同样的资源如果从国有企业转让出来会提高社会产品的投入产出率。在现实中，社会资源由国有企业优先使用，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非国有企业不能获得相当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因而产出不足（与其潜在的生产能力相比）。为了保证国有企业对资源的优先利用，政府首先是限定了产业的范围，将利润高的行业由政府垄断后交付国有企业使用，并宣布该领域对非国有企业禁止进入。此为其一。其

3、次，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年代对资本实行行政分配的体制，通过国有银行制度将居民手中的"金融剩余"集中起来，再通过政策性贷款的手段转注入国有企业。并且实行一系列的金融管制力图堵塞"金融剩余"向非国有经济漏出的"缺口"（朱光华、陈国富，２００１），或者与公有企业的经理共谋在资本市场上诱引"金融剩余"。前者主要表现为金融抑制，后者主要表现为股市的泡沫。第三，由于政府把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必然不足，"政府缺位"，居民不得不将手中的剩余从私人的需求划出一部分以补偿公共产品的不足。这又必然会影响到居民

4、的需求。最后，以搞活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与既得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在公共资源向国有倾斜的过程中，由于所有者缺位，监督成本的高昂和机会主义的存在，资源向少数人漏出是理性人做出的最适选择。这事实上造成了不公平。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幌子下，蛋糕的分配愈发不公平。　　第三，政府向国有企业输血的过程，其实就是财政危机加深的过程。它并不必然表现为预算赤字的扩大，前提是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为正。如果扣除垄断利润，国有企业整体上是入不敷出的。从前面提到的输血方式可以看到，当借助于金融手段不能满足公共资金的需要

5、时，政府便只能在税收和债务上努力了。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债务是延期的税收，从目前来看，二者的同时提高正在应验诺斯悖论。如１９９８年政府正式的税收增加１０００亿元，按实际值（物价在下降）财政收入增加了１４．４％，几乎是经济增长率７．８％的两倍。这几年税收收入一直按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增长。无论从那种意义上讲，税收不可能保持中性，它是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超额负担。税收收入最大化与国民经济产出最大化不相容定理是成立的。因此，重税不是实现正当性最大化的理想选择，特别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当口。由于按照ＭＣ＝ＭＲ

6、征税的林达尔均衡并不存在，因此，过高的税率会导致公共产品的过度提供，结果是产生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增税的目的是为了将资本由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转移，那么对非国有经济抽血的经营结果可想而知。樊纲（２００１）用"额外综合税赋"来说明这种转移，并指明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征兆。并指出，国有部门中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化，要想维持其生存，就势必利用自己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的收入用各种方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会慢下来，

7、最后各种矛盾暴露，经济陷入危机。第四，如果某一天，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输血政策转为了改革政策，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危机到了顶点。这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是有收益的，它并不仅仅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收益。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改革后的净收益大于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时，政府便必然会选择改革的路。因为，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

8、不得已"，任何官员都不愿意进行改革。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二十年对国企试错改革耗费了大量资源，投入产出极不相称。资料表明对ＧＤＰ贡献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有部门占用三分之二的全社会资本资源，其中银行信贷占５７％，（吴敬琏２００１）。这里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财政目标难以实现。原因可能在于短期效应的累积使得达到长期目标的源泉枯竭。不过不能否认，中国现在经济增长仍然一支独秀，财政危机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