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墓竹简与儒学研究（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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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店楚墓竹简与儒学研究（2000年）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处墓地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学术界称之为“郭店楚墓竹简”。这批竹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竹简730枚，这是建国以来简帛佚籍的重大发现。经过整理，这批竹简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以《郭店楚墓竹简》为名正式出版，其中包括该墓出土全部竹简的图版、释文和究郭店楚简的基础。因此，不少学者也在这一方面倾注了自己的注意力。关于墓葬时间与墓主身份，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数学者接受了郭店一号楚墓下葬时间在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论断，此即这批竹简抄写的年代下限。李学勤甚至认定这一时间的误差不会超过正负25年。

2、王葆玹则推测郭店楚简的抄写与郭店楚墓的下葬都在秦将白起攻拔郢地之后，约在齐襄王末年以前，即公元前278至前227年之间。郭店一号墓中出土的器物中有两根鸠杖，同出的漆耳杯上又铭刻有“东宫之币”字样，李学勤认为“币”应当释为“师”，从而推知墓主可能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子，他可能曾经担任楚国太子的老师，李学勤曾经幽默地称其为“老教授”。江林昌《中国先秦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深远意义》也说他可能是一位楚国贵族知识分子。罗运环在《论郭店一号楚墓所出漆耳杯文及墓主和竹简的年代》（《考古》第1期）中探讨后认为，杯文应为“东宫之师”，东宫为太子宫，东宫之师即为太子的老师，当与墓主人有关。学术界不

3、少人接受了这一看法。在武汉国际会议上，周风五也同意这种观点，不过，他认为墓主应当是邹齐一带思孟学派的儒者，后仕于楚，并教授太子。李零则认为，“东宫之币”应该释为“东宫之杯”，但无论杯铭释作“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对判断墓主人的身份都没有多大帮助。张正明认为以墓主为楚国太子老师的看法，证据过于单薄。关于郭店楚墓的墓主，曾经分别有人提出是陈良、环渊的主张，李裕民在《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中不同意楚墓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期的看法，他认为，从器物形制特征等方面考察，应在战国晚期前段，即公元前299年至前278年之间。所以，墓主人决非陈良或者环渊，从

4、身份、下葬年代、竹简中反映的某些思想等角度看，他很可能是楚国太子横之师慎到。《新华文摘》第3期则转载了《光明日报》的两篇文章，其中高正认为屈原完全符合墓主的基本情况，而纪健生则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从人物的年龄、身份、死因、屈原自沉的背景、屈原绝命的时间、屈原墓葬之有无等角度逐一进行了反驳。周建中在《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历史研究》第5期）中对楚系墓葬的椁室葬品进行研究，认定墓主的身份为“下大夫”；据金文、简牍、帛书对“不”、“币”二字有不同写法，漆耳杯铭文应为“东宫之杯”；据《周礼》、《礼记》、《吕氏春秋》，“八十九十，加赐鸠杖”之礼始于汉代，而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各种“

5、杖”的形制特点，可证明此墓“鸠杖”不是手杖。屈原未曾担任过太子之傅，郭店一号楚墓与屈原无关。三、郭店儒简的简册与文字考释郭店楚墓竹简各部分有一定的规制，根据竹简的长度、简端削修形式、编线道数、编线间距等因素先行分成若干组，以使竹简的整理更加准确，竹简的整理一般遵循这样的原则。在武汉国际会议上，周风五探讨了竹简的简册制度，他认为简长者、简端削成梯形者为经，简短者、简端平齐者为传。他还将郭店竹简的字体分为4种，认为文字字体与竹简形制一样是研究的基础。他指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有齐文字的特色，而其它各简则为楚国当地抄手所为。李零指出，要注意“楚书秦读”、“形近混用”的书写习

6、惯和阅读习惯。裘锡圭认为文字的考释是非常具体而细微的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方法。这次会议上，陈伟、林素清、王博、刘昕岚、刘钊、黄锡全、刘信芳、李天虹、刘国胜、颜世铉等学者也分别提交论文，就楚简中字词的考释和文句的理解谈了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举办的“简帛讲读班”上，不少学者就楚简文字的训读与解释谈了自己的见解，《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中就此进行了报道，并收录了几篇关于文字训读与编联方面的文章，其中有李学勤对《成之闻之》中两章新的缀联、释读和理解，廖名春对《性自命出》、《六德》、《成之闻之》三篇的校释，有崔永东对《成之闻之》的字义零释，王志平对《穷达以时》的简释，李天虹对《性自

7、命出》的编联及分篇，以及赵平安、王子今文字解读的文章。白于蓝的《郭店楚简拾遗》（《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也就郭店楚简中的部分字句进行了新的解释。吴辛丑的《简帛异文的类型及其价值》（《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主要谈论了简帛典籍与传世文献相异文字的特点及二者进行比较的重要性，这对于楚简研究和儒家典籍的认识都有意义。张守中等出版了《郭店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颇便于文字的考释研究。关于字句篇章的释读，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热烈，个别地方存在较大分歧。鉴于此，一些学者提议整理出版《郭店楚墓竹简》的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