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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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内容提要】从东汉中后期至三国前期，文学的文本载体处于简纸并用与转换阶段。纸本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工具，起初只是一种非正式的文本形式，与一些世俗化的娱乐性文本关系更为密切。东汉的崩溃，加速了简纸替换。纸本广阔的写作空间与低廉的制作成本，改变了简册写作的思维方式，缩短了简册写作的构思过程，扩大了文本的容量，使得抒情达意更为直接与自由。纸写文本的正宗地位的确立、文本传播方式的革新，直接展示了文学超越时空的影响力，提升了文学的价值，促进了当时书信体文学的发达，增强了文学的抒情性。文本载体形式的改变引起文体的变化，文体论研

2、究日趋细密，文人知识量的扩大带来用典之风的流行。随着纸本地位的上升，一些娱乐性的世俗文本地位得以提升，而文本形式的转换也导致了传统文本流传的失序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的物质载体大体上经历了甲骨、金石、竹帛、纸张、印刷及电子这几个阶段。每一种文本载体形式的变化，对于各阶段的文学发展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汉魏到晋初，是中古文学一个重要的转变期，也是文学文本由简册向纸质过渡的转换期，当时文学的走向与文本载体形式的转换有着比较明显的关系，其中很多特殊的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一、简纸并用与简重纸轻的观念文字载体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其每种形态的产生虽

3、是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但它的兴替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还与人们的文化观念转变相关。纸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手段，曾与简册这种旧的文字载体长期共存过，简纸的替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现代科技史学者根据考古实物考证出，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1—87年）即有纸了，在西北地区还发现了王莽时代（公元1—23年）的绘有地图或写有文字的纸。①应邵《风俗通义》记：“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刘秀于公元25年入洛阳，这些纸书至少应是在王莽朝时就有了。正史正式记载纸的事情是《后汉书·蔡伦传》，时间是105年。纸史研究者多

4、认为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只是造纸技术的改良者，对纸的普及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相关《文章流别论》曰：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心之辞。《翰林论》曰：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杨公亦其义也。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者矣。(17)两书所论都指出

5、文体古今之变问题，挚虞还指出了“质文时异”与书写材料的关系。当时文体论的这些特点，都是与纸简替换这一背景相关的。除碑文外，他们多列举魏晋时的作品为例，显然这些在纸本流行后出现的文章更能代表当时流行文体的特点。如徐干、孔融、嵇康等人的文章篇制都较长，都有下笔不休的特点，这些都具有明显的纸本文体的特色。在竹帛时代，书籍制作比较复杂，书籍非人人皆有，知识的传承主要是采取师徒间口耳相传的方式，进入有纸时代之后，文人著书与发表条件得到改善，书籍总量有大幅度的增长，除了章句之作外，注疏、集解之类增多之外，个人专著成倍上升。(18)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

6、的集部书与类书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在刘向编辑的《七略》中有“诗赋略”一类，相当于后代的集部书，数量并不多。《隋书·经籍志》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别集之名，其起源或早于东汉，而大量别集的出现应是纸流行之后的事。魏虽承汉末大乱，但借助着纸写之便，在不长时间内又聚集起大量书籍。梁阮孝绪《七录序》记：“魏晋之世，文籍逾越，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晋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郑默《中经簿》改变了刘向《七略》的图书分类，变六类为四类，并将文人诗文集单独列为一类，这显示出当时集部书急速增加的情况。大规模编纂总集，

7、是晋初之事。《隋书·经籍志》叙总集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别集概念的确立与总集的流行进一步提升了文学的地位，强化了文学在士人知识体系中的独立性。随着书籍的增多，文人的知识量与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类书的需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最初的类书编纂活动可能发生在建安年间。《三国志·魏志》卷二记：“初（文）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三国志·杨俊传

8、》注引《魏略》曰：“魏有天下，拜（王）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这是一部规模相当大的类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