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自由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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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宪政、自由与正义一、政治与正义的价值性关系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在政治生活中，生命才有意义。宪政作为一种法治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为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提供了合法性的制度保障。为什么宪政与个人的自由、权利有如此的关系，这就涉及一个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宪政来说都至关重要的问题――正义。从价值维度看，为什么要维护个人的自由，为什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为什么要确立三权分立的原则，为什么要实行自由民主，为什么要保障人权等等，都与正义密切相关。因此，正义是更高一个形态的范畴，它关系着人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古往今来，历代政治家都把正义问题作为社会

2、政治的一个根基，都把法律建立在正义性的基础之上。例如，对西方法律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罗马法就把正义视为立法的基础，在第一卷首篇便明文昭示：“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1。确立宪政政治的关键应该指出，上述三个维度的正义是从价值性来说的，它们涉及的是政治、法律等内容背后的价值内涵。而且，即便是政治正义的价值内涵，也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三维的，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人们从价值上探讨社会的政治法律内容，往往易于从一个维度，如从道德伦理、历史进步或个人自由等方面考察，这样会使政治正义论中十分复杂的价值关系偏于一隅，我们看到，道德、历史或个

3、人都远没有涵盖上述所说的三个维度，它们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把价值问题仅仅限定在道德领域，政治正义的本质就未免简单化了，它在人类政治史上所引起的震荡也就难以解释了。政治正义的三个维度，其关系并不是和谐的，甚至从开始就处于一种张力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正义、人类正义、超验正义三种形态就其政治、法律的关系来看，从来也没有完全的和谐过，这一点已为历史上的实践所证实。当我们考察历史上的某种政治体制或法律规则时，其内在的实质正义往往呈现出三个维度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有些时候是无法调和的。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次又一次革命，它们的根源可以从阶级、经济、现实政治等多个

4、方面分析，但究其根本，又可归结到政治正义上，或者说，归结到正义三种价值关系的绝对冲突上。现实社会，特别是现实的政治、法权、经济关系，它们的矛盾是无时不在的，当其中矛盾的双方感到相互之间在一些实质性的利益冲突中无法调和的时候，付诸革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问题在于：矛盾双方依据什么标准认为上述关系无法调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平等分配是构成一个法权社会的基本要素，固然其中的不合理性与不合法性是普遍存在的，然而，一旦这种“不合理”与“不合法”超出了一定限度，激烈的冲突或革命也就势所难免。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正义的限度。当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只是在极少的情

5、况下才会发生，很多貌似革命的虚假革命并不具有政治正义的价值，因为在那里个人的实质性正义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因此，也无法与超验正义构成价值上的呼应，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循环往复的政治震荡而已。人类的大部分生活是在政治正义的合法性之内展开的，在此并不说上述的三种价值关系并没有矛盾和冲突，而是说这种冲突还没有超出它们各自的界线，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在维护个人的有限权利方面缓慢地运行着，而各种矛盾在其中积聚、变异、整合、分化，直到有一天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于是，新的一轮社会变革就又开始了。宪政作为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能找到的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它的

6、正义价值集中地体现在对于三种正义的整合上，不过，我们下面的分析指出，这种整合是一种弱势意义上的整合。所谓宪政正义的弱势意义，套用哈耶克的话说，即“一种否定性正义标准”[2]，它表现的乃是一种弱势的政治逻辑。二、宪政与正义我们知道，宪政虽然早在古希腊，特别是在古罗马法治精神中就已萌发，但是，古代的法治毕竟与近现代以来的宪政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古罗马社会虽然有罗马法作为政治统治的法律基础，但它远没有上升到限权宪法的高度，而且罗马社会还缺乏法治下的权力制衡，单纯一部罗马法很难有效地遏制统治者的专制独裁，作为公民的个人权利最终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尽管如此，罗马

7、的法治精神却构成了西方社会政治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根源，它所内涵的法律正义，乃至一些法律程序性的形式正义，都对西方宪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以来，随着基督教政治文化的确立，在西方政治史上开启出一种崭新的超验正义之维，它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生机和活力，随着基督教超验正义的导入，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领域经由对古代社会法治传统和氏族宗法礼仪的全面性改造，西方政治形态于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种政治正义的三维价值构架开始建立起来。而在基督教会内部，以教皇制和宗教大会为代表的宗教社团准政府性权力机制的新型模式，使得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政框架逐渐展露雏形。这一切就为

8、西方政治从古代和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向近代宪政制度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便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