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学的构建——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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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经济学的构建——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一、引言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国富论》，1776）中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定理”。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率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三个方面是经济增长中缺一不可的。随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

2、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相冲突的。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和熊彼特(Joseph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至于

3、在20世纪内，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美国在20年代3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冲突的，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伤脑筋。这一矛盾不但使新古典经济学派修改原有的理论，也使以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派（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技术创新学派迅速发展，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的经济增长原因。至今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索洛模型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42—1924）为创始人，他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融为

4、一体的经济学体系以及均衡价格论、价值论、分配论、局部均衡论、需求弹性、供求弹性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定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该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函数。它在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形式化过程中，其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理论框架使分工及专业化对生产率进步的作用变为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了，同时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如生产函数的公式为：Q＝f（K，L），其中Q表示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这里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派实际上只研究了斯密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市场竞争，而抛弃了斯密的另外两个思想。从此出现了经济

5、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脱节。二战后，为了研究经济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索洛（R，Solopeter，1883－1950）。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商品市场；（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

6、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Schumpeter，1912）。熊彼特从技术创新理论出发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熊彼特将经济周期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理论。“长波”也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波”约9至10年，又称“尤格拉周期”；“短波”为40个月（将近3年半），又称“基钦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命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来自内

7、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熊彼特的理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强调新技术、新产品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还有库滋涅茨（1930年，1953年）、丹尼森（1962年）、纳尔逊和温特（1974年）、库姆斯等（1987）。纳尔逊和温特基于熊彼特的理论，以厂商的行为为中心点，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