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类学影片拍摄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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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人类学影片拍摄观念的变化　　［摘要］我国人类学影片的拍摄观念长期受新闻纪录电影理论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新的拍摄理论手法的引入繁荣了人类学影片的拍摄，主要表现在对新闻纪录体系的突破、影片史志意愿的削弱和对当地人观点和精神世界的不断揭示等方面。本文从这些方面论述了我国人类学影片拍摄观念的变化，将有助于人们认识当代影视人类学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人类学影片；拍摄观念；新闻纪录；影视人类学　　　　拍摄观念的变化是人们不断深入认识影视人类学以及人类学影片的必然结果。我国对拍摄人类学影片的认识可大致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拍摄影片是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我国是最早将

2、影视运用于科研的国家之一，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与中国人联合组成的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内蒙古百灵庙一带考察时，曾拍摄过影片。1934年凌纯声等人在云南的河口、金平、大理、腾冲、丽江等地考察边疆民族的社会生活时，使用了照相机、电影摄影机。但由于战乱，影视人类学发展缓慢，曾一度停滞。这种观念在文革之后又重新为我国人类学界所重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拍摄影片是为了记录即将消失的人文现象，是形象化的政论。新中国的影视人类学拍摄始于1957年，拍摄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从中国各民族的具体实践

3、中找出例证来，使历史唯物论得到充分的例证和说明①。记录和复原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形态成为影片选择题材和确立主题的重点。这一观念和方法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影响至今。　　第三个阶段，人类学影片不仅为科学研究服务，还有其他的用途和艺术魅力。改革开放后，人类学、民族学在我国得到恢复和发展，西方影视人类学理论和西方纪录电影理论的引入加速我国在拍摄观念上的变化。同时，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通过电视，人类学影片日益为普通观众熟悉，并逐步形成了与以前不同的艺术特征，影片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雅俗共赏。为教学服务，为科研服务，为科学普及服务，为商业服务等多种目的而拍摄的影片竞相发展。　

4、　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影视人类学的拍摄进入了繁荣时期，影片拍摄风格、形式多样，拍摄观念既继承了前两个阶段的拍摄理论，又有新的突破。这不仅是继承的结果，也是引进吸收国外（影视）人类学理论、影视理论的结果，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闻纪录体系的逐步瓦解　　新闻纪录是我国纪录片生产的一大形式。在新中国拍摄人类学影片时，我国纪录电影创作正在学习前苏联的理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友好，两国有着共同政治态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与西方隔绝，看不到西方的纪录电影和相关理论，因此，只能学习前苏联。新闻纪录电影是形象化的政论要渗透共产主义理想，反映

5、苏维埃现实等前苏联电影理论被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界所接受。　　当时的新闻纪录工作者强调新中国纪录电影的政论作用，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形象化的政论，影片的题材开始拓宽，反映内容更为广泛、丰富影片的内容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相关联，和时代的脉搏相一致，纪录历史前进的步伐，它是时代的目击者，历史的见证。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开始拍摄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成为新闻纪录电影拓宽题材的表现之一。拍摄者回忆说影片的拍摄方法也基本上是从电影、特别是纪录电影移植过来的，当时国内尚无人类学片的概念，拍摄工作是在摸索中进行的，摄制人员不得不借鉴

6、电影故事片的某些工作程序③。《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苦聪人》《独龙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等影片无不是形象化的政论，反映了这些民族在新社会的新的现实。　　国家下达拍摄计划，电影厂及科研单位具体实施，拍摄者主体是国家，个人很少有条件拍摄，因而新闻纪录电影理论也就成为十七年时期以及文革时期人类学影片的主要拍摄理论，甚至是惟一的理论。　　改革开放后，新闻纪录电影理论随着西方纪录电影和相关理论的引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质疑和挑战除了来自于人们对观察法、参与法和重建法等西方理论的熟悉和掌握外，还来自于纪录电影界对历史的反思。新闻片的任务在70年代便转给了电视台，

7、电影厂转向纪录片的创作与生产。纪录电影界意识到纪录电影除了新闻属性外，还具有艺术的属性，纪录片要写人、写情，以情动人。④纪录片创作手法多样化不可避免，旅行式纪录片、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等影片形式在中国逐步兴起。影视人类学、人类学影片等概念也在8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　　改革开放后不久拍摄的影片《滇藏路纪行》（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编导萧树琴）以旅行者的视角，带领观众沿着以云南大理为起点，途经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西藏的芒康县的滇藏公路作一次旅行，领略当代的风土人情，参观历史遗迹。大理的三月街，丽江妇女的披肩（称为披星戴月），红军长征途经的石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