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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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如果转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便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便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这二者紧密结合，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明显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历史地位。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详论郑观应作

2、为实业界前驱的一面，只就他如何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启蒙运动的前驱，扼要谈一点看法。一、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最先觉悟1880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问世的《易言》，是郑观应阐明他启蒙观点的第一部代表作，收文36篇;另有一刻本由上海淞隐阁排印于1881年，收文20篇。题名“易言”，取《尚书·说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及《诗·小弃》“君子无易由言”之意，说明作者虽深知君一子不可轻易立言，还是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美芹献曝”，而“达人杰士”们陈述自己的意见:更深知这些见解纵然获得一些人的认同，要在行动中得到贯彻，那肯定更为艰难。[i]两个版本《易言》都以《论公法》一文开篇，显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篇

3、文章点明了贯穿全书的主题。因为所论“公法”，不仅仅指一般所说的国际法，而且指一种世界秩序。文章指出:由于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兵日强，技日巧，鲸吞蚕食，虎踞狼贪，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中国也已改变了先前株守于东方一隅的状态，“广开海禁，与之立约通商”，使东方“一变而为华裔联属之天下”。文章批评国人并没有真正认清这一形势，清醒看到中国在世界上仅“为万国之一”，从而主动积极地融入这一新的世界体系，同时，列强也在尽量阻止中国融入世界:“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

4、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文章指出，中国置身于构建世界秩序的参与者之外，势必“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为此，必须“蟠然变计”，改变以中心、老大自居的传统观念，自觉融入世界体系，与其他国家共同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ii]通观《易言》全书，经济方面论税务、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开垦、论机器、论船政、论游历等等，政治方面，论议政、论考试、论吏治、论边防、论交涉等等，军事方面论水师、论火器、论练兵、论民团等等，实际上都

5、是研究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如何真正融入世界体系，并利用对于世界秩序的构建来发展自身，以及维护自身的权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所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iii]《易言》表明，郑观应对世界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抨击了在中

6、国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保守主义，而要求中国直面世界各国各方面互相往来、互相依赖的新形势，以主体精神投身于创建新的文明，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iv]郑观应所要求的变革，因此便远远超越了洋务运动在技术层面、工具层面上的变革。要求中国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万国之一”，使全国土下从中国中心论的观念虚构中解放出来，急超直追，而不再老大自居，固步自封，自我陶醉，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全局性的觉悟。这一觉悟的产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真正发端。二、“商战”近代意义的追寻与

7、诠释有研究者指出，“商战”一语，最初出自曾国藩笔下，1862年他在《复毛寄云中丞》书中写道:“至秦用商鞍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作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一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v]商战与耕战相对，一指商务，二指征战，而且是从否定的角度予以评价。七十年代之后，开始出现从肯定的意义上评价西方以工商为先而谋富强的言论。而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在郑观应这里，“商战”系对应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