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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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反思本文中，我试图对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史做一番回顾，我知道我是偏颇的，怀着偏见的，但是这又如何？请允许我用稍嫌悲观的态度来对待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因为我希望能用乐观的态度对待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一、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对世界文艺理论批评史作出了什么贡献？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阐释学美学、接受美学、符号美学、解构主义美学等一系列具有创见的文艺解释体系，但是它们当中却没有一个原产于中国。相对而言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应当为此而感到惭愧吗？93年至今，我曾经两次参加“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课题的写作，其中一套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

2、版社出版。这些课题都是大项目，所耗经费多，参加的人员多，工程庞大。但是每次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原始三、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有没有能力解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象？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总体上滞后于文学创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是否产生了有特色的中国文学解读范式？它的理论解释力到底如何？总的来说，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批评的解释力是滞后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问题，朦胧诗出现后，批评界一篇嘘声，大呼“看不懂者”有之，试图一棍子打死者有之，过去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因为政治因素在作怪，现在，认真地反思一下，就会发现，当初反对朦胧诗

3、的人大多并没有什么性命上和职务上的理由要充当主流意识形态的侦察兵、护卫士，他们之所以取这种立场，还是因为他们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家缺乏文艺观自主，进而实践中缺乏对于文学创作的个体理解力、解读力，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语言中和另一个个体相逢的能力，当一种新的现象出来的时候，当这种新的现象真的需要他们贡献自己的对于文学的独特的个人观念、个人理解的时候，他们就失措了，这是当惯鹦鹉的批评家的典型症状――平时他在不断地鸹噪，仿佛很会说话，因为他面对的总是公式化的小说、概念化的散文、类型化的诗歌，他只要鹦鹉学舌一番就够了，但是当一种新的现象出现，学舌没有用的时候，他作为

4、批评家的底就露了馅，他就不会说话了，只能先说“看不懂”进而大加责罚。他们的观念跟不上文学创作的发展。这是批评缺乏解释力的一个明证。历史常常会和短见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开玩笑，他们一致说好的作品有多少在今天依然具有超历史的生命力呢？而他们一致鞭鞑的作品又有多少在今天浮出海面，成为世人珍爱？就此谈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史的解释能力。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不能全面解释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但是这样的事情恰恰发生了，直到目前为止，二十世纪中国上没有出现一本令人心悦诚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无谈一本《中国文学通史》了。我们有自己的

5、独特的文学史观吗？我们有自己的不同于外国的文学史治史标准和模式吗？没有？我们相当多的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历史实际上是盲视的。黄修己先生统计，解放以后中国人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几百部，这个量让人吃惊，同时他们的盲视、短见、雷同也一样让人吃惊，沈从文、张爱玲这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数的大家，曾几何时，在中国人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缺席，他们要通过美籍华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内销，才为国内的文学史家认可，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虚弱，在史观上的缺乏独见，在史识上的缺乏个性。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在这方面是有极大的欠缺的――到今天为止它尚没有产生一部能够真

6、正地整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作出令人信服的体系性阐释的内在自恰的个人性的文学史著作（当然这不是说它没有产生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如集体编著的文学史成果，又如教材性的文学史成果等等，这些方面的成绩从某个角度讲当然是可观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艺理论思想的原创性的缺乏。文学史治史，需要全面系统的文艺理论创见，需要理论上系统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的思想成果作为铺垫，而且这创见需要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现象，它绝对不可能依托于某种从外国移植的理论，任何从外国引进的文学理论都不可能对中国的文学史现象作出完美的解释。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工作

7、者没有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移植太多（包括目前的主导理论），本土性的创造太少。因而无法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必要的文学本体观、历史观铺垫。难怪，20世纪80年代末，陈思和、王晓明等人要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这是一个堂吉·柯德式的举动，这是一代学人的不满和自觉，然而，历史依然没有对他们的这种不满给予回答――重写的文学史何时能面世呢？三、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的总结症让我们换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社会在任何一个时代，其精神理想应当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审美理想，它是文学艺术的、激进的，对社会现实是批评和否定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