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雍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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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的雍正研究1985年，在郑天挺先生的影响下，南开大学冯尔康先生出版了《雍正传》一书，揭开了国内“雍正热”的序幕。1986年，左步青先生汇集了21篇论文，出版了《康雍乾三帝评传》。1988年，计红绪和王云高合著的章回体小说《雍正皇帝》出版发行。1999年新春，随着雍正皇帝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登场，国内的“雍正热”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随着电视剧的播放，一些知名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围绕着雍正皇帝是否改诏篡位、雍正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论述。评论这场“雍正热”会给我国历史学界带来什么影响，似乎还为时过早。在此，谨介绍一下早在20

2、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日本学术界出现，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雍正研究”，供学界同仁参考。　　宫崎市定曾经举出一个事例，说明20世纪初一般的日本人对雍正帝胤祯的认识。在日本帝国主义最显赫的时候，有几位自命为中国通的人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内大摆龙门阵。谈话涉及到雍正年间时，在座的一人问起雍正是什么时候的年号？其中一位自诩为历史学家的人当场解释，说明雍正是清代初期、康熙之后乾隆之前的年号。这时，另一位似是而非的中国通说，绝对没有那回事。清初的年号众所周知，康熙乾隆是两个连续的年号，没有听说过中间有一个什么“雍正”的年号。这位中国通旁若无人地说，根

3、据他的研究，雍正是明朝的年号。在座的其他人同声唱和，一致认为康熙乾隆是清代初年脍炙人口的连续年号，雍正就应该是明朝的年号。那位历史学家在目瞪口呆之中被宣判为记忆错误。当时，在日本的学术界也认为雍正帝及其时代不过是在康熙乾隆之间的、毫无意义的过渡性人物和过渡性时期而已。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正式开办了“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第二年三月，宫崎市定出版了《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一书。这些可以说揭开了日本学术界“雍正研究”的序幕。从中国历史研究界的角度上看，在对

4、雍正皇帝及其时代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属于先驱者。发起“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的是宫崎市定和安部健夫两位教授。关于宫崎市定，早已经为我国学者所熟知。关于安部健夫，在此略做介绍。安部健夫（1903～1959）是著名的东洋史学家，在中亚史、蒙元史和清代史方面的造诣尤为学界所推重。仅以清代史研究而论，他对清代初期粮食市场问题和耗羡提解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近年，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对这两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重复了安部健夫在40年前得出的结论。但是，对于学术界来说，安部健夫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学术活动组织者。战后，京都大学人文

5、科学研究所的成立及其在世界的中国学研究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与这位战后初期所长的辛勤耕耘是密不可分的。在他担任所长的时候，所租住房的一楼被人占据，全家只好挤在二楼。在这种生活极端不便的情况下，他没有中断自己的学术活动，同时组织了“元典章研究班”和“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由于积劳成疾，不幸早逝。在他逝世之后，直到1971年“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结束为止的十余年间，研究班每逢开会时始终为他保留着生前坐过的位子。　　宫崎市定和安部健夫发起“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地阅读最原始的档案史料，将雍正时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断面进行详细的研

6、究，从而加深对清代历史以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认识，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解剖麻雀。这一研究班的参加者除了各大学及其他研究机关的研究者之外，也包括了大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们。研究班最初使用的是《雍正朱批谕旨》的通行刊本，以后经宫崎市定的努力又购入了殿板的《雍正朱批谕旨》（他曾戏言此乃托雍正帝亡灵的保佑）。研究班开会前，大学院生们用复写纸将要阅读的部份手抄若干份。开会时，由大学院生们朗读奏折和朱批谕旨，然后参加者就史料中的问题，例如典章制度、历史事件、人名、地名等等进行自由讨论。这不仅提高了研究者们阅读史料的能力，而且也通过学者们之间的交流提高了学

7、术研究的整体水平。研究班定于每星期五下午一点开始，每次大约读10页左右。由于坚持读完结束的原则，有时要持续到下午六点左右。寒假和暑假期间也不间断。有一次，研究班的例会恰逢除夕，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总务部门为了取暖用火的问题曾经和研究班的成员们专门进行过交涉。　　这一研究班前后持续了二十几年，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史上最长的研究班之一。当有人议论这一研究班太长的时候，宫崎市定表示，哪怕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要继续下去。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出国门、吹向亚洲以及世界的时候，这一研究班也受到了内外夹击，终于在1971年春宣布结束

8、。“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研究班的历任班长是安部健夫、宫崎市定、小野川秀美。1971年研究班被迫结束之后，佐伯富教授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史料课的教学中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