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东莱《易说》中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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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吕东莱《易说》中的哲学思想摘要：吕东莱（吕祖谦）是南宋浙东思想家。《易说》一书是他研读《周易》时所写下的心得，他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的实际而进行了深切的思考，尤对《易》学中的辩证法精神，颇多自己的体会和发挥，别具特色。关键词：吕东莱；易说；辩证法　OnLUDong-lai'sphilosophicalideologyreflectedinhisYishuoAbstract:LUDong-laiousthinkeroftheschoolofZhedongintheSouthernSongDynasty.The

2、bookofYishuo，e,soPlainText>KeysoPlainText>南宋浙东吕学的创立者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浙江金华人，与朱熹、张栻齐名，人称之“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吕东莱在学术上以“杂博”著称，他具有学术上的宽宏气度，对各种“相反之论”皆能虚心听取，采取“泛观广接”，“未尝倚一偏，主一说”的居中持平态度。他治学提倡“讲实理”“求实用”“济世务”，紧密结合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他研究历史的专著有《大事记》，而他读《左传》则写下富有哲理又具强烈现实感的历史

3、散文集《东莱博议》。同样他研究《周易》，撰有《古周易》一卷。自王弼以后，《周易》皆以传附经，吕东莱乃以上下经，十翼各一篇，复古本之旧。此书很得朱熹的推崇，朱熹撰写《周易本义》即用此本。吕东莱也曾撰写《古易音训》（元以后亡佚，清人又加以重辑）。而他的《易说》（又名《系辞精义》）便是他读《易》的心得或随感笔记，虽然其中有引《伊川易传》及诸家说，但更多是自己的借题发挥，增补前人所不具的内容。表述了自己的政治和哲学的见解。吕东莱在《易说·损益》里阐说了“取民有制”的观点。诚然，“取民有制”，还有“损上益下”，都不是

4、吕东莱首创的，这是大多数历史上有远见的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的一贯见解，北宋程颐在解释《周易》损卦时说“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此，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譬如垒土，损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则上下安固矣，岂非益乎？”（《周易程氏传·损》）吕东莱则针对南宋社会“至贫之民，纳至重之赋”、“凋瘵之民，其何以堪”的状况，提出“上当取于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易说·损益》）。于是论证“损之卦，损下益上故为损，盖上虽受其益，殊不知既损下，则上亦损矣……损下益上为损，损上益下为益”

5、（《易说·损益》），指出“损下益上，人君之失也。乐输于上，人臣之义也。两者自不相妨”。吕东莱这种“取民有制”的观点，虽也承袭前辈的看法，但它却更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具有针砭时弊的积极意义。如何解决南宋社会面临的“险难”的危机，吕东莱在《易说·解》中加以论述,“大凡患难之极，必须解散”。何以“解散”，吕东莱有个补充说明：“用广大平易之道，与民安息。如是,则可以得民之心，而民归附矣。”与民“安息”，也就是努力创造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是“取民有制”，革除一些百姓不堪忍受的“至重之赋”，苛严

6、之税。又说“当险难之时，必视其弊，则终于险难”,但这并不可怕，只要采取积极措施，就一定能出于险,而无所作为，安于现状，“坐视其弊”，才是真正可怕的，最终难免于“险”。吕东莱认为封建社会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应该是“上厚于下，下厚于上，上下相应，固尽善矣”（《易说·临》）。统治集团内部融洽无间、配合默契。然而,君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总揽“国家治乱兴衰之大纲”。但这决不是说事无巨细，都必须由君主亲自过问。恰恰相反，君主之患是“用明太过，虑事太详，恤其得失而凡事迟疑”（《易说·晋》），如果遇事犹豫彷徨，这不仅有失为君

7、应有之“刚明”，而且会贻误时机，造成混乱。吕东莱认为贤明之君只要在上总揽治国之“大纲”，具体的事情让大臣们去处理。他认为君主所出的政令必须符合“君子之道”才行,“故须观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类，事事合于君子之道，人人归于君子之域，方可无咎”（《易说·观》）。怎样才能知道“我之所生德教刑政”符合“君子之道”呢？他说：“人君居尊位，最难自观、盖左右前后阿谀迎合,然却自有验得处。俗之美恶，时之治乱，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观者也”（《易说·观》）。由于君主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权威，决定了平时所听到的多是阿谀奉承之词。如果仅仅是征求

8、自己的“左右前后”对朝廷所颁发的“德教刑政”的看法，往往是不真实的，人们会专拣君主喜欢听的说。而要考察“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臧否，唯一的办法是认真考察社会风气习俗之美恶，时政之治乱得失。吕东莱的这一观点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其中包含了社会实践与社会效果为政纲得失检验标准之因素。吕东莱生活在宋金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时期，当时金贵族统治集团兴兵占领了中原，宋迁江南，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南宋对金有主战派和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