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遵义会议及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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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

2、。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可从下面四点进行论述。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

3、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

4、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他们的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而是采取一种“战略避战主义”，他们幼稚地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结果使红军在与敌人作战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受到巨大损失。在

5、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

6、，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

7、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第二，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根据陈云同志的手稿，遵义会议的目的有二：“(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

8、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它竭力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作辩护，把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到客观上去，诸如“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与反对。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