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正确应用dna证据的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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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正确应用DNA证据的逻辑框架构建正确应用DNA证据的逻辑框架本文案例启示：由于DNA证据的证据形式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从DNA证据与被告匹配到被告是证据来源的推导主体必须是法庭科学家，而从被告是证据来源到被告是犯罪实施者的推导主体则必须是法庭审判者。并且正确应用DNA证据的逻辑框架应当.L.是：先匹配、再来源、后有罪。只有明晰法庭科学家与法庭审判者间的权责界限，才能正确应用DNA证据，才能准确认定事实，进而实现公正审判。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宋方明法医在《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7期上发表了《证据之王DNA的正确应用》一文，笔者通过对两个涉及

2、DNA证据案件的分析。认为宋法医文中的部分观点值得商榷，并借此机会，尝试构建正确应用DNA证据的逻辑框架，与诸位学者和专家探讨。　　【基本案情】2011年10月8日，广东省某市陈某报案称，家中被盗走人民币5万元。当地公安局迅速出动，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现场勘验。发现屋中多处被翻动，尤其是墙角的大衣柜几乎被翻遍了。现场询问中，陈某声称，他的一个工友蔡某有很大嫌疑，因为蔡某每次到陈某的家里都东张西望，四处窥探；且最近一次到陈某家里做客的朋友当中就有蔡某。当时陈某的妻子因找钱买菜暴露了家中放钱的地方大衣柜，在场的客人几乎都注意到了。另外，在现场勘验中，警方提

3、取了烟蒂、咬过的苹果、指纹以及足迹等证据，经过法庭科学家鉴定，烟蒂上检测到的DNA分型与蔡某血样的DNA分型完全相同，且在参照人群中，该基因型的随机匹配概率为0.00000001％。　　一、关于DNA证据的三个命题及其推导主体的问题　　在《证据之王DNA的正确应用》中宋法医提到了三个命题：(1)证据与被告是匹配的；(2)被告是犯罪证据的来源；(3)被告是犯罪的实施者。并认为DNA鉴定结论只解决第1个问题，对第2个、第3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司法人员的诉讼职能。能否从第1个命题推导出第2个、第3个命题，或者从第2个命题推导出第3个命题，这些都不是鉴定人回答

4、的问题。据考证。最早提出这三个命题的人应当是英国学者AndrEiSemikhodskii，其以此区分应用DNA证据时发生的各种谬误(主要是检察官谬误和被告谬误)。比如，上述案例中所谓的检察官谬误(其中的源概率错误)会如此表述：当烟蒂上的DNA分型与蔡某的DNA分型相一致，且这种DNA分型在参照人群中的随机匹配概率为0.00000001％时，可以推断出烟蒂来源于蔡某的概率为99.99999999％。这就是发生了命题1与命题2的混淆。关于随机匹配概率的定义最原始、最准确的表述为：一个特定的STR型可能出现在人群中的估计概率或者从一个人群中随机抽取一个样

5、本.会出现特定DNA型的理论概率。在上述案例中，检测到的DNA分型的随机匹配概率为0.00000001％.那么只能说明在参照人群中，随机抽取一个人.检测其DNA分型，其结果与该DNA分型相匹配的概率为0.00000001％，或者不匹配的概率为99.99999999％。　　宋方明法医的观点是。法庭科学家只要鉴定出烟蒂上的DNA分型与蔡某血样的DNA分型相一致，而且该DNA分型在参照人群中的随机匹配概率为0.00000001％就够了。至于解决该烟蒂是否来源于蔡某，这种来源关系成立的概率又是多少等问题，就不是法庭科学家的职责了，而是法庭审判者(法官或陪审

6、团)的诉讼职能。　根据笔者研究，正是长期以来存在着的这种不合理的职责划分模式才导致DNA证据应用中的各种谬误。主要原因有二：从理论上看，命题1只简单地传达出现场检材与犯罪嫌疑人取样相互匹配的事实关系，在DNA证据中通常又以随机匹配概率表达这种匹配关系的极其罕见。当法庭审判者面对DNA证据时，他们会如.L.何思考，又将作出哪些反应?AndrEiSemikhodskii已给出生动的表述：如果认定被告人有罪，但是DNA图谱(证据)只是提供了被告人与真实罪犯的DNA图谱相吻合的事实；而如果认为被告人是无辜的，但他／她的DNA图谱却与真实罪犯的DNA图谱相吻

7、合。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可以想象，法庭审判者是多么的焦急而无奈。回放到本文案例中，我们大概能够推测出，法庭审判者最想得到的并不是随机匹配概率为0.00000001％，而是迫切地想知道随机匹配概率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烟蒂来源于蔡某这个证据性事实(由证据提供者所提供的事实主张，是在法庭上向事实认定者提供的证据，甚至蔡某就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等要件事实。相反，如果法庭科学家所提供的DNA鉴定结论是一个并不能被法庭审判者合理、有效认知的命题，那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份DNA鉴定结论能否被称为证据了，因为证据是与案件事实相关的，用于证明所主张事实之存在可能性

8、的信息。实践中，当法官或陪审团不得不面对被有的学者称之为已被法庭统计学家和人口遗传学家们所垄断的随机匹配概率时，作为业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