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和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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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和贸易政策一、新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市场结构、规模收益和对外贸易新贸易理论的最初开拓者是Dixit和Norman(1980)，Lancaster(1980)，Krugman(1979，1980，1981)，Ethier(1982)和Helpman(1981)等人，经过十余年来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领域。它不但与旧的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H-O)建立起联系，而且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研究“从新的次级领域提升为它的核心中的一部分”。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是：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

2、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但无论哪种形式，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量流动仍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新贸易理论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1)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2)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将贸易理论“从缺乏独创性的信仰引向理智和模式化的类型”(Krugman，1992)；(3)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从而恢复了人们对外部经济的正确认识。由于新贸易理论讨论的这种贸易最初形

3、式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竞争中存在的超额垄断利润，新贸易理论后来的政策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它的开创者的最初意图，即新贸易理论绝非是政策导向型的，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优选择，而非为新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而辩护。相反，在一个政府干预、充满竞争和“以邻为壑”的世界市场中，“行动主义”占了上风，即使不是采取激进的保护主义或鼓励出口，至少也是“谨慎的采取行动者”(Krugman，1992)。总的看来，新贸易理论的“行动主义”涵义包括两类政策选择。首先是战略出口贸易政策。Brander和Spencer模式(1981，1984)认为：某些行业的企业可以获得长期

4、垄断利润，因此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选择政府帮助形式或“选择优胜者”给予国内企业以帮助的作法(如补贴)，强于全面的保护主义，从而使外国的垄断租金转移至国内。其次是战略性进口贸易政策。其论点之一是对外国垄断企业的进口征收最佳关税，以抽取垄断租金并降低价格(Brander，Spencer，1981)；论点之二是通过保护发挥“边学边干”效应，利用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和鼓励R＆D投资，降低平均成本以最终参与国际竞争，称作“进口保护以鼓励出口战略”(简称IPFEP，Krugman，1984)；论点之三是注重技术的外部效应和资金或市场规模的外部效应，通过保

5、护使技术优势的外溢和扩散保持在国内，或者发挥中间品及特定投入品联动效应产生的巨大规模收益(Ethier，1982；HelpmanandKrugman，1985)。战略贸易政策由理论转变为政策时受到许多争议(EatonandGrossman，1986；DixitandGrossman，1984；Grossman，1986)，一些实证结果也表明该政策对一国的福利效果很小，而更多的情况下是双方俱伤(Dixit，1985；Baldan，1986；VenableandSmith，1986)。当它被试图运用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指导时则面临更多的难题。停

6、留于直觉上的完全竞争假设和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贸易理论仍主导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贸易战略的政策制定，50年代至70年代进口替代的失败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出口导向和贸易自由化，但忽视市场结构因素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使它们丧失了合理保护或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典型特征经常被引用来证明实行战略贸易政策的困难，比如收入水平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较贫乏，国内市场狭小，工业化经验少，技术变革落后，严重的X-无效性，基础设施缺乏以及受制于跨国公司的垂直分工(Stean(1986)也指出当新贸易政策试图被采纳时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国力小

7、，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资源禀赋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和长期进口替代政策的影响。但是，应该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大国与小国，中低收入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内向型国家与外向型国家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特征及发展机会的，故而不能排除某些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在某些部门甚至整个经济实施从谨慎到坚决的“行动主义”。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已经摆脱了内向型初级产品出口小国的角色。如果说由于补贴等资金原因不能实施有效的战略出口贸易政策，但至少已具备了利用大国优势合理保护新兴工业的条件，可结合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发挥规模经济以降低成本并鼓励出口，同时对外国

8、垄断企业或跨国公司的进口与直接投资进行关税、配额以及税率等的重新管理，减少它们的垄断利润或租金。当然应指出这种选择性的干预不应阻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总体进程(盛斌，1995)，因此对部门或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