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高估减税对于启动经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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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可高估减税对于启动经济的作用正如当前人们普遍存在着对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过高估计一样，在税收政策上，也有高估减税可能发挥的启动经济作用的倾向。或许应当将减税主张置于现时的国情背景下，从以下几个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在凯恩斯之后，关于政府干预经济可以熨平经济周期、消除经济波动的说法，曾一度不胜而走。后来的事实虽然表明这至多只是人们的一种企盼，但在不少场合还是能听到高估政府干预作用的议论。当来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开始波及我国时，便有了动用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以使中国经济免受连累的强烈企盼。当货币政策显得力不从心，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政府对

2、基础设施的投入来启动内需之后，又出现了中国经济可以从此走出低迷的乐观预期。当见到以增加政府支出为主要着力点的财政政策未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相应拉动消费需求，通货紧缩的趋势有增无减，关于政府只重支出不重收入或支出和收入政策自相矛盾的抱怨之声便沸沸扬扬了。甚至有了“跛足财政政策”的指责。似乎只要政府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当，我们便可以一下子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重归前几年的经济增长之路。看起来，人们对于这次经济波动的必然性和严重性，多少缺乏一点儿心理准备。黄达教授最近的研究表明（黄达，1999），经济自身不存在无波动增长的可能性，经济自身种种导致波动的

3、力量并不能由人的操作而使之对消。认识到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我们对于减税的期望值似应同经济波动的周期性挂起钩来；无论政府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政策手段，至多只能减缓而不能最终消除经济波动。此其一。一年多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使我们对现时中国经济形势的复杂性有了不少新的认识。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当前中国的通货紧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货紧缩。通常见到的通货紧缩，是在既有制度的框架内、伴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而出现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当前中国的通货紧缩，则是在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除了具有一般意义通货紧缩的基本特征之外，

4、它还存在制度预期的不确定性。因此，简单地用适用于对付一般意义通货紧缩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可能很难奏效。比如，按理说，政府增加支出――特别是增加用于工资性的支出――之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手中的钱多了，总要拿出一部分――不论这个比例有多大――用于增加消费，而不应把增加的钱全部存起来，一分不花。甚至为了多存一些，把原有的一部分收入也贴进去。但是，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人们，看似反常的现象偏偏出现了。无论政府如何增加支出，消费的启动总是犹如雾里看花――千呼万唤不出来。究其原因，恐怕同生活在改革年代的人们对于未来改革预期的不确

5、定性直接有关。人们虽然看到了收入在增长，但同样看到了改革在向纵深发展：住房要自己掏钱买了，子女上学要自己交学费了，而且，今后的养老、就医情况，也是一个未知数。与此同时，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又普遍倾向于看低。不确定的收支预期，再加上中国人的审慎传统，必然决定企业和居民要自行紧缩。处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自然要打折扣。增支的办法尚且如此，减税的作用机制就更为间接了。减税固然可以增加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可支配收入增加后有多大的比例会被用之于增加投资和消费，可能要打一个不小的问号。此其二。从总体上说，减税主张的理论依据，不论是引证凯

6、恩斯的需求调节论，还是出自供给学派的学说，都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的。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基本上是以所得课税为主体。这些年虽然有加大流转课税比重的倾向，但税制格局并无大的改变。所得课税的特点之一，就是适合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来使用。不管是所谓的“自动稳定器”，还是“相机抉择”的税收调节，抑或坚持减税不会减少反会增加税收收入的“拉弗定理”，都主要是凭借所得课税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的。我国现时的税制结构则与此完全不同。1998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个税种的收入便占到了整个税收收入的近70％。以流转课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相对于所得课税

7、来讲，并不那么适合于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的。道理非常简单：它是间接税，作用机制迂回、间接，税收的最终归宿不易把握，等等。因此，曾经在80年代不少西方国家中收效显著的减税政策，如果与中国现时的税制格局结合起来，其可能产生的功效同我们寄予的期望相比，恐怕会有相当的距离。此其从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到当前的中国通货紧缩的特殊性，再到中国现时的税制格局，似乎可以明确这样一点；我们固然不应排除减税对于缓解当前中国通货紧缩所能发挥的作用，但如果将这种作用同我们因此付出的成本――如财政困难的加剧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威胁――相挂钩，仔细地算一算效益与成本

8、的比较账，减税将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之举。把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综合在一起，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瞻前顾后，在当前的中国，我们不宜也无法选择减税。不过，说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