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技术化科学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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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技术化科学的哲学思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般的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经验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向，并拓展至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及新技术社会学为代表的建构论的“科学研究”（sciencestudies）和“技术研究”（technologystudies）。但在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看来，它们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科学活动的目标以及科学家的行为的解释充斥着对理性的解构和真理的消解，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意味，并在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科学大战”中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弹。实际上，在科学大战前后，科学哲学等领域已经透过对真实的

2、科学实践的关照进行了自我调整。其主轴是超越“理论优位”（theory-dominance）的研究传统，强调回到培根，回归科学作为实验科学和实验室科学的本义，凸显科学与技术在物质性层面的整合。由此出现了以实验哲学为代表的新经验主义（nepiricism）。（劳斯，2004，第9－12页）同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异质性概念——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的提出，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开始融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近十多年来，在此基础上相继出现了两次重要的整合性转向：首

3、先是SSK的实验室研究与实验哲学整合，将研究视角从作为知识的科学（science-as-knoateriality）对于我们在世活动的深刻影响，开启了对“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的研究。（IhdeandSelinger,2003,p1-7）本文的宗旨并非介绍这些具有后现代意味的研究，而着力深入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相关背景，综合有关思想资源，从科学－技术观、技术化科学意象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启示等更为广阔的视角，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话语的哲学意蕴。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

4、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

5、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

6、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

7、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

8、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