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历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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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历史建构《易经》是一部占筮之书。人们进行占筮的目的，是试图寻找到行为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假如我们认同通常所说的《易经》之作，是与周朝的政治变局相联系的、一部试图说明政治行为正当性问题的书籍的话。那么，在确认周朝之作为中国政治社会早期建构政治行为正当性标准的朝代的历史前提下，我们就可以从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历史建构视角，来阅读《易经》。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人类的政治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权力与权利互动的社会行为。特殊就特殊在，这种行为不是建立在完全自愿基础上的，它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一方面，政治行为是

2、由某种组织起来的机制性力量，比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来保证机制性行为实施的。反映统治者统治意欲的行动，总是以此获得强加自己统治意志于人的后果。另一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者，又不是简单地以机制性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统治的。在所谓文明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早期国家，它还必须对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辩护。从而，建构自己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判断准则。就此而言，所谓政治正当性判准，是指政治行为和政治统治在价值层面上的可成立性与可辩护性的判断标准。这种标准，不是统治者自己认可就可以成立的，它需要社会大众认同这

3、一合法性基础，作为它成立与否的保障条件。因此，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要素涉及到，一者，取决于"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一直是左右政治行为的轴心问题，因此得划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正当"界限。二者，这就势必推动人们进行政治正当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建构。这种建构，也必须是在双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实际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对于政治正当性问题的行为性选择。二是在实际的政治行为发生之后，对于政治正当性问题的反思性解答。三者，这两种解答获得了社会大众的基本认同，以致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均接受其为政治行为正当与否的判断

4、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也可以说是政治正当性关系的建构。基本同时具备三种要素，就可以断定政治正当性判准成功建立起来了。政治行为就此成为具有正当性根据的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横暴权力"。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源自文明社会之初。就中国而言，在其历史发轫期政治正当性的建构，就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乃是一种掩蔽政治利益差异的道德神话性建构。这就是为后起儒家所倾心赞扬的尧舜禹三代君王的道德典范建构。传说时代尧舜禹三代圣王的禅让，凸现的正是公共权力在统治者那里的公共使用，这是一种对

5、权力的道德化处理。而大禹王为治水"到无毛"且"三过家门而不入"，则塑造了一个全无私利意识的道德典范。尧舜禹三人执掌权力的正当性完全由执掌的道德性作出了保证。这是一种无法凸现政治特性的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周代，正好处于单纯的道德典范式政治正当性判准建构，向政治--道德典范同化式的政治正当性判准建构转换的历史时期。因此，它对于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就得走出传说时代那种以道德掩蔽政治的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建构思路。在凸现政治特点的基础上来建构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准则。《易经》的政治思维，恰好反映出这种转变。首先，

6、《易经》的政治思考，建立在周代统治者对于"政治行为"的正当性需求的哲学高度的自觉上面。这既可以从《易经》作者对于人的行为的正当性，不由人来简单地保障上面证明的觉悟上证明。《易经》整部书都是在天--人的关系架构中运思的。《易经》特别强调天命的政治权威性。这种代表性思路集中体现于《乾》卦。而《益·六二》所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无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也表明继承天命的重要性，以及违背天命是不能成事的道理。吉凶二者，正是判别政治行为是否正当的二元标准：吉为正当，凶为不正当。这种标准的成立，则是由最具

7、权威的上天保障的。这里提供的是政治正当性的终极价值依据。这必然是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之外，才能提供的。同时，则可以从《易经》的组卦上得到证明。如《易经》的三对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就体现出《易经》作者对于政治行为的复杂性的认识。而《易经》的卦辞，如《泰·九三》所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则反映出政治正当性问题之在辩证思维中展开的特点。其次，就政治活动本身来讲，则涉及到政治正当性判准建构的具体尺度问题。从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天人、哲理依据之外部预设，到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具体政治事

8、务上的情景分疏，使得《易经》的政治正当性判准建构，在思路上显得完整。这是一个政治之作为人为活动所必须的设定。从政治活动本身来看，中国古典国家的基本形态，是一个较为松散的、但是具有排斥性的族群共同体（ethnicmunity）。这种国家，不是简单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族群辨认的结果。所谓"周邦"与"多邦"、"万邦"的对举，就可以证明。就族群国家（ethnicstate）的特点而言，它首先是国家的一种形态，因此具有体制化的强制性。但是，又由于它是建立在族群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