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圣惠方》编辑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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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圣惠方》编辑思想探析（4）有关外科的“五善七恶”之说，也是首先出现于《太平圣惠方》。该书卷六十一“辨痈疽证候好恶法”明确记载，“然则痈疽之发，有五善七恶之证”，并逐一介绍了“五善七恶”的临床表现及诊断结果。（5）《太平圣惠方》不仅补充了唐代以后的大量药方，还为许多无方名的古方确立了方剂名称。如“蓝叶散”、“胡粉散”，均为隋唐医者所用，无方名，也是《太平圣惠方》始为其定名。（6）《太平圣惠方·针经》新增腧穴13个，其中经穴有6个，经外奇穴有7个，除眉冲、膏肓俞、厥阴俞3个经穴见载于《脉经》、《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外，其余3个经穴、7个经外奇穴均

2、为《太平圣惠方》首载。在该书所收的164穴中，42穴有活动肢体取穴法，活动肢体取穴法在针灸临床方面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6］。（7）《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虽曰《针经》，其实是针法、灸法并重的“针灸经”。该卷在肯定某些腧穴施灸对其主治病证特别有效的同时，对隋唐时期部分医家偏重施灸、“炷务大也”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这种辩证看待灸法的态度出现在灸法盛行的唐宋时代，无疑是医学观念的一大进步。诚如孙思邈所说：“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7］现存唐代针灸医籍，多为灸法专著，《太平圣惠方·针经》亦针亦灸，给医者提供了较为广阔的临床治疗空间。（8）《针

3、经》还开创了复式补泻手法的先河，对部分腧穴的入针深浅、留针时间、出针、突发意外情况的急救处理也有一定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针经》还特别注明：治疗口歪的地仓穴、治疗疝气及小腹疼痛的阴跷穴，须用“患左针右，患右针左”的针法。这些针法至今为临床所用。4.反复强调医者的医术和医德《太平圣惠方》卷一的开篇《叙为医》明确指出，医者的职责是“道符济国，志在救人”。医者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积累，“谙甲乙素问，明堂针经，俞穴流注，本草药对，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虚实，阴阳盛衰”，精熟“诸家方论”，还须“涉猎诗书，该博释老，全之四教，备以五常”，具有全面的文化素养

4、。作为一特殊的职业，医者还必须淡泊名利，对业务精益求精，“旁探典籍，邈审妍媸，服勤以求，探赜无厌。”一旦骄傲自满或沽名钓誉，就会导致内心浮躁，不能专心诊治病人，出现诊断不准，甚至草菅人命的严重后果。因此，医者必须“洞明物理，晓达人情，悟造化之变通，定吉凶之机要，视表知里，诊候处方，常怀拯物之心，并救含灵之苦”［8］。《叙为医》中还认为“医者”有三种不同的境界，“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因医者专业水平的不同也存在着“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的三个层次，即“上医疗未病，中医疗欲病，下医疗已病”。诊脉和用药是医者从业时必备的专业技能，《太平圣

5、惠方》在卷一、卷二分别强调了医者在业务上必须认真钻研、精益求精，医者诊脉只有付出“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的忘我代价，达到“感于鬼神，通于天地”的境界，才能对患者做出正确诊断，否则会“庶事隳坏”。医者用药也必须“澄心用意，穷幽造微”，“审疾状之浅深，明药性之紧缓。制方有据，与病相符”，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倘若医者不熟药性，刚愎自用，不能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就会出现“疾既不疗，遂伤患者”［8］的严重后果。《太平圣惠方》的每一篇论、序中，都谈到了医生的业务态度和道德修养，这些内容对今天从事治病救人这一高尚职业的医学工作者仍有借鉴意义。5.反对巫术迷信、倡导

6、医疗科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太平圣惠方》中也掺杂了一些神授、仙传、朱符等迷信内容，但这些内容与16800余方的总量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作为北宋初年由官方编纂的医学书籍，这种反迷信意识是十分宝贵的。据方肇勤先生研究，《太平圣惠方》体现了以下几方面内容：北宋初年在治疗传染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书对妇科、儿科处方数量如此之大，表明宋初妇科、儿科的发达，以及医学对妇女、儿童健康的关注；美容的内容占有一定的篇幅；神仙、食治、补益方的独立归类表明当时对养生保健有着广泛的需求；把服乳石与解毒、酒病归为一类，而与神仙、养生分开等等［9］。这些均说明《太平圣惠方》不

7、仅是一部大型方书，其内容还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普及医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提供了较为科学方法。《太平圣惠方》编辑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太平圣惠方》颁行各地后，解除了部分地方官的燃眉之急和百姓的病痛之苦。抑制巫术、推广医学，也成为当时地方官推行的慧政之一。该书颁行当年，在商州（今陕西商州）任地方官的王禹“颇虑瘴疠害于民人”，而当地缺乏名医，百姓“病则祀鬼”［10］，朝廷的赐书可谓雪中送炭，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以“（德顺军）军城初建，屯集师旅，而极边之地，人皆不知医术”［2］为由，求朝廷颁赐德顺军（治所为今甘肃隆德）《太平

8、圣惠方》及诸医书各一部，可见宋朝新建立的行政区尚未得到朝廷的颁赐。然而，在某些偏僻地区，一些地方官仅将皇帝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