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约瑟的科学史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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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李约瑟的科学史观论文李约瑟的巨著SCIENEE＆CIVILISATIONINCHINA（以下简称ＳＣＣ）有两个中文全译本：《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单从译名而言，似乎后者不够贴切。事实上李约瑟本人对这个译名也有所保留。（参见〔１〕，ｐ．５１５）当然名称本身或许并不重要，但是由此却引出了一个科学史观的问题。笔者认为在ＳＣＣ中，文明（文化）与科学是密切相关的，因而不可忽略。这正是李约瑟科学史观的特点。本文试图阐明这一在学术界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特点，并就有关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部

2、分李约瑟在ＳＣＣ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freelesRiddickPartinton,1886-1965）的介绍认识了辛格夫妇，以后便成为辛格家的常客。在那里李约瑟读到了大量的科学史著作，包括丹皮尔（CecilDampier,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和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在那里李约瑟还同辛格夫妇讨论了许多的问题，他们保持着终生的联系和友谊。在辛格的帮助下李约瑟开始在科学史方面初露锋芒：从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４２年，先后出版了《插图本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史》、《胚胎学

3、史》、《近代科学的背景》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生物化学的最新发展”、“从胚胎学史看科学发展的限制因素”、“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论文。为其日后写作ＳＣ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科学史的兴趣有所改变：即从“专史”到“通史”；从“内史”到“外史”；从“科学与哲学、宗教”到“科学与社会”。其中关键性的影响来自１９３１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李约瑟协助辛格（主席）筹备并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苏联代表的发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著名物理学家、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长赫森（BovisHessen）的

4、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开阔了他科学史研究的视野。１９３７年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以其毫不逊色的才华使李约瑟为之震动，由此产生了了解中国文化、比较东西方科学发展的念头。１９４２—１９４６年的援华之行，使李约瑟有机会与许多中国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深入地接触，从而加速了他科学史观的形成，甚至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三、科学史东西方比较的三个问题在李约瑟看来，科学史不仅是连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而且也应当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ＳＣＣ正是这样一座雄伟的桥梁。它充满着东西方比较的色彩，通过

5、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近代科学实际上包含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汪洋大海。”（〔７〕，ｐ．１９５）具体来说，李约瑟的功绩在于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古代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底有多少贡献？第二，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三，现代科学革命中的“有机自然观”是否根植于中国？整部ＳＣＣ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而层层展开的。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李约瑟写作ＳＣＣ的主要动机，在“本书的计划”中李约瑟强调说：“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各个世纪中，中国人对纯科学

6、和应用科学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２〕，ｐ．４１）提出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以往西方人写的科学史，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很少提及东方人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正统的影响，看重社会伦理，轻视自然科学，因此，不但没有写自己的科学史，而且在正史中也很少记载科学发现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萨顿虽然承认“光明从东方来。”（〔６〕，ｐ．１１６）但其所指的却并非远东。而冯友兰对中国的了解虽然透彻，可还是断言“中国没有科学”。（参见〔７〕，ｐ．２６６）李约瑟竟然不受其影响，也可算是一个奇迹。李约瑟的最大功绩在于，从大量被儒家

7、学者视为“异端”或“杂著”的文献中；甚至于从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民谣、诗歌、绘画、雕像等）发现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它们足以表明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２〕，ｐ．１）英国记者坦普尔（RobertTemple）利用李约瑟收集到的资料，并在其指导下写成通俗读物《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蓝》。其中列举出中国古代科技的“１００个世界第一”，让世人能在ＳＣＣ尚未完成时便得以先睹为快地领略其中的点点滴滴

8、。其实“１００”只不过是一个有份量而引人注目的数字，作者的结论是：“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参见〔１〕，ｐ．５０３）这一点连中国人本身也感到惊讶。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以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逻辑前提。即“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执了先鞭呢？”（〔７〕，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