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渊源和限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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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法的渊源和限制论文.freelonds子爵概括法院：有权实现最高的基本刑法目的，从而不仅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也维护国家的道德利益……他们有义务保护社会免受更加隐蔽的侵害，因为这些侵害是新异的并且社会对此尚无准备……这样的情况将是稀少的，因为当足够引起注意时议会就不能缓慢地立法。但是漏洞存在并且将永远存在，因为没有人能预见到可以破坏社会秩序的所有恶行。美国的普通法早期殖民者带来了英格兰的普通法和成文法，包括民事的和刑事的。因此，多数州有普通法犯罪。许多州在19世纪颁布了含有很多成文法的刑法典。在有些州普通法犯罪实际上被具体的成文法所取代；在其他州，普通法得

2、到了保留。普通法犯罪的优点和缺陷普通法犯罪有若干优点。如Simonds子爵所述，它们保证刑法可以惩罚危害行为，即使立法机关颁布的生效的刑法条文未能预见这种行为的发生。它们也可以弥补可能导致更大危害的刑法抽象性漏洞。普通法犯罪具有灵活性，可以适用于未被预见的新情况。但是，普通法也有严重的缺陷。第一，除非有明确的先例可适用，否则个人就不能预见到其期望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犯罪。只有当法院使用类推的方法或者参照其他司法区的案件在事实发生后作出裁决时，被告才可能知道其是否是实施了犯罪，即使遵纪守法的人也必须对其行为自担风险。Shaes法官在Nashv.UnitedSt

3、ates案中所言：“刑法包括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正确评价的情况，即，当陪审团随后评价行为时，，就存在一些程度问题。”最后，法院可以更窄地解释法条，如法院已经这样做的，而且这不是违宪的含糊性。证明责任对刑事被告的程序保护是对刑法的最后“限制”。在本书中，我们仅讨论一个-刑事案件要求的较高的证明标准。本质上在所有的法律程序中，希望改变状况的人必须证明其所为有合理理由。因此，她就必须承担证明造成法定危害，和应该提供法律补救的责任。在多数诉讼中，确立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在一些案件中，标准是“明确确定”，它被认为“严于”单纯的优势标准。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

4、InreWinship案中重申了使用了两个多世纪的联邦规则：在刑事案件中，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是超过合理怀疑（BRD）。联邦最高法院为该要求说了两大理由：（1）如果被判有罪，被告可能面临失去自由；（2）被告必然带上实施不道德行为的烙印。在后来的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规定在要求这一证明标准时必须有这两个因素存在。在民事案件中，可能失去自由，但没有犯罪的污名，例如，证明标准就是“明确确定”，而不是超过合理怀疑。我们容易量化优势标准：50.01%的可能性。“明确确定”标准就要“多一点”（70%？）。但是“超过合理怀疑”是多少呢？在UnitedStates

5、v.Fatico，458F.Supp.388（S.D.N.Y.1978）案中，联邦区法院的法官对他的同事进行调查，发现他们把BRD“量化”为76%—95%.没有第二词可以表达这个标准的核心了。从Winship案以来，最高法院不断地质问更加详细地说明这些词主旨的意图。在Sandovalv.California案和Victorv.Nebraska，511U.S.1（1994）案中，最高法院赞成将合理怀疑界定为“不仅仅是可能怀疑，因为有关人的每一件事务和道德事件都有可能的或想象的怀疑”或者要求证明超过“道德上的确定”和“事实上的实质怀疑”。但是，最高法院的观点显

6、然是任何界定该词的企图都会给法官带来麻烦。事实上，人们认为审理法官不应为此努力。这一高标准的理由在于避免错误定罪，因为严重的后果-确定的污名和失去自由的可能性-附随于定罪。最近，由于对被告如何量刑的变化，法院已经关注控方必须超过合理怀疑地向陪审团证明的案件事实（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必须较低标准地向法官证明的案件事实（决定量刑）。这是争论的焦点，因为考虑量刑情节可以极大地减少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也允许使用在审理时未被采纳的证据。例如，如果法条规定“养狗”是可处以500美圆罚金之罪，但是，如果狗是无证的，可处以5000美圆，那么控方可以认为罪行是养狗罪，并且缺

7、乏许可证仅加重该罪的量刑。采纳控方的观点可能被视为削弱了Winship保护，但否定控方的观点可能有碍于量刑程序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