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心如烛照后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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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心如烛照后人论文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作《师说》，在当时这无疑可以看作是他倡导“古文”的一个庄重宣言。而传诵千年所不朽者，是其师道思想依然熠熠生辉。每读《师说》总有收益。笔者也愈来愈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作《师说》，在当时这无疑可以看作是他倡导“古文”的一个庄重宣言。而传诵千年所不朽者，是其师道思想依然熠熠生辉。每读《师说》总有收益。笔者也愈来愈清晰地感受到字里行间之中，作者那种困惑与不安，激愤与不屈所交织的复杂、矛盾、浓烈的情感律动．本文试在这方面谈一点心得，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师说》一文，强调“论”的

2、因素，阐述对从师之道的见解，作者没有流于空洞的说教，干瘪的议论。相反，文章感情饱满，波澜起伏，激情飞扬。虽历千年，后人读之，依然能窥到文后作者的真心、真情。这可能正是文章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吧。如果我们不能体认作者感情脉络，理解作者的深切关怀，感知作者人格魅力，那么我们对于该文的理解还是很肤浅的。众所周知，第二自然节是全文的重点，也恰是作者情感凝重蕴聚并得以淋漓尽致宣泄的一节。运用“嗟乎”“惑矣”“呜呼”“也欤”等一连串叹词，语意不同，值得深味。“嗟乎！”若仰天长叹，叹学风不古，师道不复。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由魏晋以下

3、，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在国子监任教的韩愈，后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可能当时他也倍感铁肩担道义，任重而道远，但他依然“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可见，韩愈所叹不是偶感而发，而是久郁心中，不吐不快。“惑矣！”若捶胸顿足之叹，叹糊涂至此，无以复加。对自己的孩子要选择老师教“句读”，而其本人却以学习为耻辱，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怪现象，结合社会现实却又见怪不怪，试想，韩愈时代，谁有条件为其子“择师而教之”，当然不是老百姓，只是那些贵族士大夫们。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依然沿袭，贵族子弟，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

4、可做，有俸可拿，哪里还有“熬得十年寒窗苦”的“书虫”呢！因此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位在当时文坛好为人师的年轻领袖对这种社会现实无疑是痛心疾首、深恶痛绝的，发出“糊涂啊”的感叹，也就不足为奇了。“呜呼！”一若垂死之叹，似要嚎啕痛哭。韩愈主张“文以明道”，“不平则鸣”，这深刻表现出他面对现实的积极进取精神。他拉起“古文运动”的大旗，站在浪头，以身示范，决心“道济天下之溺”。然而环顾左右，那些高居显位的唐朝士大夫们，当谈到“曰师曰弟子”时，竟然“群聚而笑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赠与言辞”。学风到了如此不复的程度，韩愈该是“怎样的哀痛者”，

5、可叹自己不是一呼百应的英雄，所做的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无奈中呐喊。一声长叹，犹如“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后学者读到此处，也不禁会为之嚎啕。“也欤！”一问冲天，震聋发聩，令人警醒，催人奋进。尽管士大夫说“耻学于师”，而身处下层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却能够迫于生计而互相切磋学习，其思想行为足以让士大夫们汗颜。这一问，反诘有力，直揭伤疤，自现丑陋。难怪士大夫们会对韩愈“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赠与言辞”，愈于是得狂名。史载，贞元十九年（804年）韩愈在监察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连阳），就是在作者作《师说》

6、一年后。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不过，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师说》第二自然段，三叹一问，凄婉蕴聚，由叹到怒，由怒而悲，层层升华，哀婉凄楚，笔意深远，师心可鉴。《师说》第三自然段，作者激动的心情渐趋平静．语言上趋向舒缓平和，内容上再次申述师道、师生关系，深化题旨。诵读时，仿佛激湍的江水，渐入平川，视野不禁骤然开阔；又如夏夜的暴雨，归于沉寂，窗外透来缕缕凉气。《师说》末段，表面看是写作缘起，细察之，发现文字简约，有三字句，四字句，又兼有杂言，长短结合，词意流畅、诵读该段，字字珠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声音铿锵，

7、音韵和谐。无处不呈现出他对后学者的盛赞和褒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全文在高昂中骤然收尾，似乎作者看到了希望，窥到了光明。韩愈也一定会抖擞精神奋然前行。回顾全文作者感情真挚、深沉，透过字里行间，一位好为人师，而又不顾流俗，有进步精神而又个性鲜明的千年圣哲形象立于面前。后人读《师说》，大概也有同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