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品经济对吴门画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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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商品经济对吴门画派的影响摘要：本文从明代中叶以后苏州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说明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艺术市场的繁荣，从一个方面推动了吴门画派的发展，并以此为切入点，揭示了经济与艺术的关系，说明经济是艺术发展的基础。关键词：明代，商品经济，吴门画派Abstract:ApproachingthedevelopmentofeconomyinSuZhoucitysincethemiddleofMingDynasty,thispaperaimstoexploretherelationbetentofeconomyandthedevelo

2、pmentofartandtoillustratethateconomyholdsthebasisofthedevelopmentofartbydemonstratingthefactthatthedevelopmentofeconomycontributesmuchtotheflourishingofthemarketofartincludingthedevelopmentofentraditionalChinesepainting.KeyingdynastymercialeconomyenschoolofChinesepa

3、inting元朝后期大批画家南迁，苏州开始成为绘画的中心之地。至明代中期，商品经济较前代更加活跃，当统治者疲于宫廷内部斗争时，在中国城市出现了史学家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市镇经济发展，工商业的比重逐渐增加，当时的苏州和与之毗邻的松、嘉、湖地区是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丝织业、棉布业、造纸业、冶铁业、珠宝业等相当兴盛，商品琳琅满目，商贾云集，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都有商业往来，苏州已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和东南一大都会[1]。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苏州的市民阶层和有钱有闲阶层剧增，他们挣了钱要消费、要休闲，于是有一帮文化人在唐

4、宋传奇的基础上、在话本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写作小说和剧本，既反映社会现实，亦满足市民阶层和有钱户的“业余”消遣之需。但这还不够，小说的阅读是个人行为，观赏戏剧是看表演，还不能突现个人的身价和品位，于是他们需要大批的绘画装点门面，需要大批的画家从事绘画工作，这是吴门画派大盛的经济原因。吴门画派自沈周发迹，至文征明大振，继明前期宫廷院画和浙派的兴盛之后，一跃而成为画坛的盟主。吴门画派最鼎盛的时期在明成化至嘉靖这近百年间，但其影响极为深远。这时期，社会的意识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商人的形象有了不小的改观，尤其在“高雅”的士大夫中间。儒生、

5、官员不惜易儒弃官经商的例子俯拾皆是。出现了文人、仕官商人化，商人文人化的社会现象。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带来了绘画艺术的繁荣，文人画家公开开列润格，出卖自己的诗文字画。明“四大家”（即“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以及其他文人画家概莫能外[2]。沈周因家训未仕，唐寅是仕途失意，仇英终生为画工，只有文征明在五十四岁时被授于“翰林院待诏”之职，但四年后稍不如意即辞官退隐。他们为了生计，也需要卖画。“吴门四家”之首沈周曾遇“贩夫牧竖”来索，也“不见难色”，刘邦彦戏曰：“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旧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亿

6、身。”有时沈周就叫他的众弟子代笔，所以，有人伪造他的画，他也不计较[2]。据史料记载，仇英当时卖画价位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间，而出身于商贾之家，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也是“闲来写幅丹青卖”。文征明直接参与书画经济的消息，在《文征明集》许多小简中明显地传递出来，他给学生朱郎的书简写道：“扇骨八把，每把装面银三分，共该二钱四分。又空面十个，烦装骨，该银四分，共奉银三钱，烦就与干当干当。征明奉白子郎足下”[3]。在凌濛初著的《二拍》中也有此类描写，苏州人文实听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起扇子来。上等金面精巧

7、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画了几笔，便直上数两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4]。由此可见，一个能提供不同层次需求的书画艺术市场在明代的苏州已十分繁荣了。其实，不仅绘画作为商品，沈周、文征明等人直至陈继儒、董其昌等大文人，为人写序、写祭文、写祝寿词、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也是为了卖钱。为了迎合一些人的趣味，仇英甚至还画过春宫图。在吴

8、门四家中，特别是在唐寅和仇英身上，出现了文人画家职业化和职业画家文人化的特点。艺术家身上有了商人味，对待世事和处理问题也都不乏商人气，文化艺术与商品经济在此处得以互动和整合。到了吴派后期，正如明范允临《输蓼馆集》所说：“今吴人目不识一字，不见一古人真迹，而辄师心自创，惟涂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