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农学的成就和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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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农学的成就和问题论文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王朝，其农业又有新的发展，表现在农书的大量增加，其中尤其以文献搜集类和地方性农书及专业农书类为突出。在生产技术方面，精耕细作和复种套种更见充实丰富，农学理论也较宋明以来有所发展。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而能始终保持地力于不衰。但清代重文轻理较前代尤甚，农业赖以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同期欧洲相比.freelerasius于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实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没有获得“花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J.Koelreuter(1773–1806)通过人工授粉试验

2、证明，植物不能自己进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虫采蜜（附带粘带了花粉）或风力传送花粉而进行授粉13。他并且用显微镜观察花粉粒的结构，指出花粉有两层壳，当花粉掉在雌蕊柱头上时，他看到有些物质从花粉粒中逸出，并推测是一种“油分”，这种油分同柱头分泌的另一种“油分”混合，形成一种酸或碱的盐类，为柱头所吸收，而进入花柱，到达子房，从而形成了胚珠。这是十八世纪时对授精过程的认识水平。Koelreuter还进行了一些杂交试验，指出亲缘相近的植物，容易杂交，亲缘远的不容易杂交。另一位Gre）。也使得孟得尔（Mendale,.freelalpigihi首先提出叶片是植物制造“食

3、物”的部分，由叶片再将制造的“食物”输送到植物部分去，这有点像中国古书中的“膏”，也即杨屾所说的气充而多脂。18世纪初I.Houss相信植物的各个部分都会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时绿色部分则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庆元年）即肯定植物是从大气中获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而《潘丰豫庄本书》（讲水稻栽培很透彻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横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气不厚”，“腐草败叶原是雨露的精华”等没有具体物质的抽象概念上。可见缺乏生物学的知识，农学是无法提高的。没有显微镜，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细菌等，对于植物的发病现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

4、火”，“瘟”等概念去解释。《天工开物》解释稻瘟病是：“东南风助煖，则尽发炎火”，直至现在农民还叫“火烧瘟”。又怀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后，暮夜鬼火游烧……凡禾穑叶遇之，立刻焦火”18。对照欧洲的M.Tillet(1714–1791)曾长期观察小麦黑穗病，1755年发表的论文确认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尘”落在籽实上所致，到1767年F.Fontanag正确指出谷物的锈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发现了菌丝（hypha）,但感到失望，因为他当时错误地认为真菌也应该有花、种子和芽，而他没有找到，引以为憾19。从上面举的对比例子可以看出，又只用哲理的

5、抽象概念去解释，问题似乎得到解决，就不需要再作具体的、物质结构的分析。反之，依靠显微镜这类工具，对生物的器官结构进行追踪剖析，才可能逐步深入了解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而不仅是抽象的概念。总之，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到清代止，其非常成功的一面是在有限的耕地上依靠精耕细作，增加复种间套种等一系列长期积累的经验，养活了不断增加的人口，并且有效地保持地力于不衰，也不存在现代“石油农业”带来的种种弊端。许多生产经验，富含科学原理，有很强的生命力，肯定还能为下世纪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但传统农业受到历史上特别是清代重文学轻科技的压抑，使得它的生产技术（所谓软件）始终停留在直接

6、生产的感性认识阶段，理论认识贫乏，提高无门，而传统手工业所能提供的农具（所谓硬件），除耕犁用牛外，都是人力操作的简易工具，而且为了精耕细作，不惜劳力投放，以致连简单的提高工效的工具也不使用，宁可徒手操作。典型的是耘田，江南许多地区水稻耘田不用鞋形的“耘盪”（见王祯《农书》及宋应星《天工开物》等），而宁要跪在田里，背灼骄阳，膝没田水中匍匐而行，拔除杂草，扒松田土，以求提高产量，这种操作严重防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把大批劳力束缚在田里，摆脱不出来。单位产量提高，粮食增加，缓和了人口压力，但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集约劳动，自然是人丁多有利，于是又成了增殖人口的推动

7、力，反过来，人口增殖又加重了粮食供应紧张，于是陷入了“人增——粮紧——强劳+复种——粮増——人增——粮紧……”的循环。虽然从清末起，大量引入西洋农业科学，但如何使先进的农业科学和目不识丁的体力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始终隔着一条鸿沟，一时难以弥合。又因西方的农业科学不是中国土生土长，而农业的地域性特别强，在国外行之效的措施不结合中国国情，也难以见效。这就是清代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的最后一个阶段留下的既富有生命活力又缺乏理论和效率的遗产，它的影响很深远，中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要在克服这种影响的艰巨努力下，特别是普及农村教育，消灭文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