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建设模式与中国空间经济组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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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市圈”建设模式与中国空间经济组织创新关于中国都市圈建设模式的基本设想，几年前就已有人提出。如杨建荣先生在“论中国崛起世界级大城市的条件与构想”一文中，从“诸侯经济”、地区差距和就业压力这三个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特殊环境出发，认为都市圈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效率和效益、最切合实际的模式。通过组建若干个都市圈，可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多极带动，提高城市化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效益；都市圈能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的作用，使其合理分工，协调发展；构建都市圈是中国的战略抉择，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建设和促进地区之间共同发展。据此，他提出了八大都市圈的战略构想：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次中心的上海都市圈；

2、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以天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圈；以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为中心的东北都市圈；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都市圈；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都市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都市圈；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高原都市圈[1]。　　“都市圈”建设模式与中国空间经济组织创新关于中国都市圈建设模式的基本设想，几年前就已有人提出。如杨建荣先生在“论中国崛起世界级大城市的条件与构想”一文中，从“诸侯经济”、地区差距和就业压力这三个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特殊环境出发，认为都市圈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效率和效益、最切合实际的模式。通过组建若干个都市圈，可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多极

3、带动，提高城市化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效益；都市圈能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的作用，使其合理分工，协调发展；构建都市圈是中国的战略抉择，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建设和促进地区之间共同发展。据此，他提出了八大都市圈的战略构想：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次中心的上海都市圈；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以天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圈；以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为中心的东北都市圈；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都市圈；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都市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都市圈；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高原都市圈[1]。1995年9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南京联合举行“中国区域

4、经济与社会发展研讨会”，有些学者根据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与行政分割现象，分析指出：区域共同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其重要途径是建筑都市圈，如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环渤海都市圈。并且认为，原有的行政性地区分割阻碍了协作的有效开展，而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迫切需要形成统一的市场，建构都市圈的经济意义主要是建构共同市场[2]。随后，中国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对都市圈这种空间组织形式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他们首先从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历史沿革与现状特点出发，指出中国区域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是“东轻西重、南轻北重”，在交通运输量上，中

5、国省际经济交流占近1/3，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存在着全国分工关系。然后对美日两国的区域结构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美国由于国土和平原面积辽阔，可以采取全国大分工式的区域布局模式和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而日本由于国土狭窄，平原面积少，只能采取“都市圈”式的区域布局模式，即在国内的主要平原地带，布局三套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及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在此基础上，他们分析认为，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区域经济战略取向，只能是参考日本的“都市圈”模式对现存的区域经济结构进行重组，并提出到2010年在中国建立“九大都市圈”的设想[3]。以上关于都市圈建设模式的一些基本设想，虽然提出问

6、题的角度各异，但最后得出来的观点与结论却基本相同，即都认为采用“都市圈”的建设方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笔者认为，如果把“都市圈”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空间经济组织创新模式，那么对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关系的整合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二、“都市圈”建设模式与中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结构趋同必然意味着“重复建设”，而重复建设又往往和资源浪费、内耗竞争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一面。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不可能只布局一座钢铁厂、乙烯厂和汽车厂，必要的重复建设肯定需要。因此，在如何对待

7、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一个空间界定问题，也就是应该把结构趋同限制在多大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在中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主线是在以省（区）域经济为单位的背景下展开的。近几年来，结构趋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开始延伸到主导产业选择这个更高层次上。例如，“九五”计划确定汽车工业为中国的支柱产业，而以汽车工业为地区支柱产业之一来规划省区经济发展的省（市、区）竟达20多个。实践证明，中国的省域经济无论在面积上还是在资源结构上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