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鲁迅谈起：文艺、道德与中国现代国民精神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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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鲁迅谈起：文艺、道德与中国现代国民精神的建构

2、第1...　（论文《论鲁迅对中国旧道德的批判》Ⅶ部分，标题另加）一“预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1]鲁迅，的确是一座“丰碑”，但他之为“丰碑”，并不是一座“神圣”而不容质疑的“神碑”，一座压抑人于不能抬头的“圣碑”；他的战斗，他的抗击，他的丰富，他的多彩，在他所生存的时代，已经构成他所在社会的一座岿然丰碑，也构成他去世后，在他后来的社会里依然岿然的一座丰碑……鲁迅

3、一生否定对事物的“神圣”化，并恰恰在否定“神圣”的精神线索里展开对中国旧道德的批判与抗击。显然，绝然否定鲁迅的思想和言行都是徒劳的；而“神圣”鲁迅的想法和言行，按照鲁迅自己生前的“预言”，也无疑又是荒诞而可笑的。因而，“用鲁迅来替代他和他的同道打碎了的‘至圣先师’的偶像，这本身就是对鲁迅和他的思想艺术的历史性讽刺。”[2]本文无意要语言上为鲁迅这座丰碑增添让人刺眼的“光芒”，也无意要语言上为鲁迅这座丰碑垫抬另一的“高度”；本文，只是想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在本学科的视野内，展开对“鲁迅对中国旧道德的批判”的分析与论述。虽然本文的分析与论述可能常常越过“对中国旧道德的批判”这一界限

4、，但因为“中国旧道德”与中国的其他社会黑暗是不可分割的，并且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与鲁迅批判旧道德之外的其他社会黑暗也不是决然剥离的，所以本文的论述往往是旧道德与旧政治、旧文化等结合在一起。总之，社会中伦理道德与其他社会要素的混生共存，鲁迅批判旧道德与鲁迅批判其他社会黑暗的混生共存，让本文只能在鲁迅批判旧文明的总体框架里，结合鲁迅对其他社会要素或其他社会现象的批判，尽可能地在本学科的视野内，集中阐述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的内容、依据、特点以及意义等。二如前所述，是出于对中国旧道德的腐朽与黑暗的沉痛心理体验，是出于民族危难、民族救亡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是出于崇高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的救世愿

5、望，是出于抗争与反叛的个性品格，鲁迅才“窃火煮肉”，鲁迅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才尖刻、勇猛、不留情面地攻击社会黑暗，攻击社会时弊，以及攻击和批判中国旧道德。尽管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有片面化、偏激化的倾向，甚至是有夸大化和歪曲化的谬误，但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的等级制度、国民性格和儒家学说，其总体的愿望，却显然是善意的、真诚的和坦率的。所谓“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3]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4]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以及其他社会黑暗时出现片面化、偏激化、夸大化、歪曲化的倾向，这些都并不妨碍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的特定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

6、将来的。”[5]鲁迅为了后人的宽阔光明和后人做人度日的幸福，“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阐门”，“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6]，甚至“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7]，甚至“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8]鲁迅虽然总体上来说是“不相信文艺的施乾转坤的力量”，[9]并认为“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10]但他还是相信“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1]鲁迅做到了是“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12]但鲁迅又“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

7、，[13]而留给后人的，是一座丰碑，是一条路迹，是一串思考……三如论者所言，鲁迅所关注和奋斗的改造国民精神的事业，并没有在鲁迅之后的时间里发扬光大。中国政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以农村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并没有与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精神传统真正彻底决裂。“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并不能仅仅归咎于当时某些决策人物以及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格局，倘若从鲁迅剖析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和中国大众的角度——文化心理领域的国民精神或国民劣根性——我们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文化大革命”时期少年、成年、老年们狂迷的偶像崇拜和潮涌的“万岁”欢呼，不是恰恰反映了中国大众不蜕的专制主义奴性心理或个性自

8、我的不“自觉”吗？“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看看现今充斥影视书籍，充斥思想文化的，那些充满“皇恩浩荡”意识和“圣贤”意识以及“清官”意识的文艺作品，加上那皇宫王苑、跪拜叩谢等画面，有谁不相信这是在潜然地为封建主义招魂，在为鲁迅所批判的等级尊卑和国民劣根性招魂？而观众对这类文艺题材和画面的大加赞赏与欢迎，不又正反映了他们骨子里的这些意识至今的尚未洗释和脱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