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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文学中的现代女性形象谱系考察论文.freelmefatale)的影子。茅盾小说中,对于时代女性身体的建构了革命的卡里斯玛,她们强旺、性感的身躯和旺盛的精力投入革命,使得革命平添活力和情色的光辉loderngirl”,左翼文学塑造的带有布尔什维克气质的殉道的革命“摩登女性”,巴金在其小说《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中塑造的以无政府主义战士出现的女性“新人”,以及新感觉派小说和邵洵美等的诗歌中作为都市物欲、情欲、消费、享乐主义的现代性的“上海摩登”———“颓加荡”的、艳丽的、而有着神秘诱惑力的女体
2、意像。以丁玲的小说创作为例。方英在30年代发表的《丁玲论》中就认为,“在出现于女性作家作品之中的女性姿态,丁玲所表现的是最近代的;而这些近代的女性的姿态,在她几年来的作品里面,又是不断的在发展”,“这一种姿态的发展,就是从所谓典型的‘Moderngirl’,一直展开到殉道者的革命的女性的受难”。钱杏邨也在《丁玲》一文中,也称丁玲为“一位最擅长于表现所谓‘Moderngirl’的姿态”的女性作家lz。丁玲在1930年所发表的小说《韦护》中,代写硕士论文写到几个留寓于北平某个胡同的女孩子(包括丽嘉),文中称
3、:“她们都是新型的女性!”可以见出,在丁玲写作的年代,“新女性”不论是一种想像、语词还是作为一种“新人”,已经非常深地嵌入到中国社会和文学中。从丁玲的小说来看,无论是早期的《梦柯》、《在黑暗中》、《莎菲女士的日记》,抑或后来的《韦护》等小说,都出现了一些与中国古典文学中传统淑女形象,以及五四时代文学中知识女性形象都大不一样的新女性形象。这些具有都市流浪者气质的“Moderngirl”,其中国现代性的质感,来自于其“都会性”、“时代苦闷”、和“近代女性的意识形态”。她们出身于传统的乡村中国的“士”的家庭,
4、但是都走出家庭而在都市流浪,这些青年女子,如莎菲、梦柯、丽嘉,既居无定所,也没有或找不到正当的职业,甚至她们的求学也是兴之所至、漫无目的。这种摩登女性的摩登性正是一种在近代都市流浪所产生的女性现代感官体验和心理状态。都会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无所依凭的流浪感,她们以波希米亚式的、艺术的、颓废的姿态在都市“游民”般地生活和体验,既是近代都市的被压迫者和游离者,又是大都会的寄生者、体验者、承载者和表达者。都市的疏离、异化、动荡、以及情欲、物欲的焦灼、阶级对抗的骚动,都聚集并压迫着她们敏觉的感观。丁玲30年代初发
5、表的“革命加恋爱”小说《韦护》,其实是一部叙事主体和重心倾向于都市摩登浪漫女子的小说。丽嘉正是一个非常近代化的女性,一个“热情,有魔力的”、“令人不可捉摸的”女性,“她的血管中,是常常的有着诗人的浓厚的苦闷”,她欢喜追求生活上的“刺激”,她“聪明”而且“豪迈”,行动很“放任”,把人生看得如“演戏”一般。她的“性格上有很多的美丽”,而且,她很美丽。丽嘉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都市摩登女性,她对革命理论和行动不感兴趣,也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然而正是她的任性狷介、放任浪漫、无所事事、“浪费青春”的都市摩登气
6、质,挑衅着布尔什维克革命者韦护。。而小说中最令人惊心动魄描述的就是革命者与摩登女性两人与世隔绝、不顾一切的的同居的迷狂与缠绵:早晨,一让阳光透过了纱帘,照到房里时,韦护便先醒觉了。他只痴痴的望着那拂在他手臂上的黑发,和黑发下的白的,腻人的项颈。有一种醉人的暖香从她那每一个毛孔分泌出来,是还有一点象乳的气味的只要他轻轻的转动一下,她便惊醒了。她撒娇的喊着,“爱!韦护!爱!你抱我呀!”于是她便睁开了眼。他们紧紧的拥着,又狂乱的接吻。他们为他们这幸福的一天的开始颂赞起来。在枕头上,她的眼睛是显得更大,他有几次
7、强逼着要吻她的眼珠,使她的泪水都流出来了,她是没有生她的气。不过,在30年代,苏联式的革命现代性方案在中国的知识青年中广泛传布,丁玲笔下的摩登女性在都会本就没有家庭、职业、社会身份的依托,激烈地要把自己当作“玩品”、“浪费掉”,她们却能迅速地转变为都会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气质的革命女战士。因为革命的现代性方案通过将都会流浪者重塑成为历史的主体,解决了她们的生命价值和真理追寻问题。中国新女性无法依赖极缓慢而又时辍时续的中国近代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于是势必要依靠一种新型的政权形式给予肯定,参与这
8、种新政权的建立是妇女解放的前提,而为此进行的社会解放斗争成为妇女获救的唯一途径。于是“革命女战士”形象及其叙事相应大量涌现,女性形象的个体生命与民族、国家观念、事业相结合,被直接整合进民族国家话语中。这种整合经常以象征的方式重塑新女性的想像和质素,使其符合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意义,当然她们往往是以牺牲女性的生命丰富性为代价的,从而对女性形成新的压抑。仍以丁玲为例,她当时就被指责“描写时髦女郎游刃有余,而描写革命深感不足”,受到了左翼文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