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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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输入　　李大钊是民主革命时期研究和宣扬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五四”后期独倾心于唯物史观。他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所传播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包括了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李大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且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他并非像通常的历史著作所描述的那样仅仅宣传或者完全接受唯物史观，相反对他所接触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说都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看待，为中国学界接受西方新史学的观念做出了贡献[1]。因而，分析他在传播西方近代史学中所体现出的包容性和批判性，对于全面

2、客观认识李大钊，乃至对其时代的文化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李大钊输入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途径　　李大钊对于西方近代史学的介绍与宣传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在北京高等学校里的授课，在各地发表演讲，在期刊上发表文章。　　他在《狱中自述》中称：“钊夙研史学”，“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学科”。[2]其实，留学归国后，他还在北京大学政治、史学两系讲授过唯物史观课程。其所讲内容集中体现于《史学思想史讲义》和《史学要论》中。　　《史学思想史讲义》，包括“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LouisLeRoy）的历史思想”、“孟德斯

3、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韦柯（GiovanniBattistaVico）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思想”、“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十一个专题。在李大钊看来，对史学思想做出重大贡献的西方思想家，除了以上几位外，还有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帕士克、康德、孔德等人。　　《史学要论》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4、”六个专题，涉及培根、维柯、孔多塞、孔德、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弗里曼、兰普勒希特、文德尔斑、李恺尔特、菲林特等近代西方近代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观念。关于文德尔斑和李凯尔特。李大钊分析了文蝶儿班德（W·Windelband）和理恺尔特（H·Rickert）的新理想主义历史哲学，在谈到韦柯对于历史学科学理论的贡献时，还提到米希莱将韦柯的《新科学》译成法文[3]。　　此外，他尚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今与古》，批驳“今不如昔”的观点；又在湖北高等师范演讲《进步的历史观》；还在上海大学演讲《演化与进步》和《研究历史的任务》；更在复旦大学讲演《史学与哲学》。这些演讲后大多发表出来。其中他在复旦大

5、学的演讲《史学与哲学》，关于历史的定义，引用了菲林特、兰普勒希特、房龙等人的观点；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引用了培根、兰普勒希特、马克思等人的观点。李大钊在论唯物史观时还涉及黑格尔，如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4]　　1919年5月，到1923年底，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学灯》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演化与进步》、《桑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其中所宣传的史学观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全都是西方的思

6、想[5]。二、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观念输入先日后俄的特点　　李大钊对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在地域方面具有先日后俄的特点，即先介绍由日本传来的民主主义思潮中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后宣传俄国革命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包含的史学观念，而这一介绍又依赖日本学者的转介。　　1913年底东渡日本至1916年5月辍学回国，李大钊受日本学界影响巨大。对此，学界有一定探讨，例如杨树升发表《李大钊留学日本和留日对他的影响》[6]指出，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听过浮田和民的《近代政治史（史学）》课程，并参加了这门课程的考试，考试成绩为70分。吴汉全以此为根据，把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李大钊《史学要论》相比较，得出李大

7、钊的史学思想得益于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影响的结论。他还把内田银藏《经济史总论》和《日本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史学的观点与李大钊《史学要论》中的相关内容相对比，认为李大钊还受到了内田银藏的影响[7]。　　此外，他受日本学界影响，批评苏格兰史学家卡莱尔的思想，是专制政治所孕育的思想，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相反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精辟绝伦，足以为中国人的棒喝。李大钊指出，在卡莱尔看来，“英雄者，神人也，神而降为人者也，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知人之所不能知，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