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中的地方决策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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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执行中的地方决策与变异摘要：调查发现，在政策规制中地方政府只有执行而很少决策，“以县为主”只是借贷经济而已，转移支付并没有定数，而“财权事权分离”的制度使公众寻找不到教育经费的责任人，这与纸面上说得通的文件是不一样的；然而地方真实的行政系统却充满了积极的精神，正是“政策变异”的作法维持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奇迹，但其中也埋伏着失却法理程序的潜在危险。关键词：执行；借贷；政策变异.L.编辑。一、政策：规制决策与决策变异的逻辑同很多政策研究一样，教育部《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的改革研究》课题，其研究方向是：梳理已有政策

2、环境中影响决策过程的主要因素，“诊断构成建立科学决策机制的主要内容与必要条件（的问题），提出建立合理的、民主的、有效的决策程序与机制的对策”。这对该课题的一个子课题即“农村教育经费政策”的制定与决策来说，实际上给出了这么一个先行假设：经费不足，是一个无须证明的事实，政策是既定的；而我们感兴趣（要诊断）的是“人”的问题即决策机制的问题或行政思想的问题。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第一，政策本身与制定政策或决策机制是紧密联系的，尤其是下级政府即我们这里讲的安徽省在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的时候，可能行政官员与公务员的表现很不错，其机构

3、运行与执行过程中也没有太多的新的作法。所以，如果有问题，恰是那个政策造成的，而不是“坏的制定与决策”造成“坏的政策”这样的预先假设。它的思考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正好相反。一些场合，诸如笔者在下面谈到的寅吃卯粮、无抵押借贷等等在教科书里被称为“典型的行政混乱”行为，在现实中却是合理的，似乎正是靠着这种“破逻辑”的能力，安徽才维持了穷省办大教育的事业。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坚持我们的研究假设呢？第二，政策过程是解决问题的政治过程，从来没有离开经济事实本身而单纯孤立地存在着的“制定制度”或“决策程序”，有时候，一种决策过程恰好是

4、为适应既定政策而产生的，这在我们的调查中有着特别深刻的体会，所谓身不由己，无奈之举。所以，我们的调查设计是：首先要搞清农村义务教育所面对的经费政策事实本身是什么。然后，调查地方各级政府在这个政策中是如何表现的，这里边就有很多“执行中的变异”的细节，而与很多公开的却是空洞而虚假的官样文件是不同的，正如“理想官僚体制（科层制bureaucracy)”一样，一方面在规制之下，下级部门表现为“无个性特征的官员任职”，好像只是在秉公执行上级决定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却要追求政绩，要力挽“分税制”后财政缺口的颓势，尤其是在今天精英主义

5、的治理理念之下，官员和公务员们又表现出变异政策或使用权力艺术的热情来。就是说，经费匮乏，如同一个情节紧张的舞台，使得决策权力的问题异常地敏感起来，机关组织与机关组织里的人就会有更生动的表现。我们知道，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政策将会有很大的修正，尽管如此这个题目还是非常沉重的，尤其是在政策执行与地方经费管理的环节上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问题。本调查主要采用了实地考察的方法，所调查的5个县属于“中等贫困县”，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访问了很多主管县长、局长与关键人物；同时，向3所大学公共管理、教育管理的教授们作了充分的咨询。这些不同调查方

6、法所采集的资料具有很好的信度与效度。二、“恶性借贷”与“转移支付”的危机很多研究都已证明，税费改革后，“以县为主—转移支付”的政策并没有解决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匮乏。然而，我们所调查的这些县的教育局都在工作，中小学校都在开课，其“运转”有条不紊甚至带着乐观的情绪。这是什么逻辑呢？其实，这个运转的逻辑很简单，就是靠借贷，或者是去年的债务由今年的财政预算来还贷，或者是教育部门向其他部门甚至私营企业拖欠了债务，除去少部分的“部门或学校的经济创收”（或者称“乱收费”），总体上说，整个安徽的教育经济就是一种循环借贷。如果我们

7、否认中小学教育具有经济上的生产力，不会创造产值，自身没有还贷的能力，那么这种借贷就是“恶性借贷”。由于贷出方主要是国家财政部门、是国家银行，贷入方是县级政府、教育局或学校这样的“国家单位”，并没有所有权意义上独立法人的契约关系，所以，所有的坏帐是在国家财政总袋子里的循环。显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是“总袋子里”的事就认为“以县为主—转移支付”的政策是可以维持的，不，这恰恰表示了一种低水平的国家预决算体制，表示了各级公共财政使用的混乱状态。没有借贷，安徽的义务教育是无法开展的，真是“学校要开不了门”的，只有借贷才能“三保”（保工

8、资、保运转和保危房改造），理由非常充分；而借了，还不清，变成陈债，并且还要借，这就是恶性借贷。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财政运行的变异能力，是不是地方政府“制定下位政策或决策”的正面能力？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其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说，国家要保持国家的安全，地方也要保持地方的稳定。在很多县都会获得这样的调查事例，例如这里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