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模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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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模式的反思　　[摘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思路，运用这种改革模式，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同时这种模式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多见物少见人；公众治理薄弱；未考虑与国情的契合性；未考虑到生产组织变迁的新趋势。本文对这一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检讨，指出推进改革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必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模式反思　　　　自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

2、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思路。尽管对于何谓“现代企业制度”，中央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学术界也莫衷一是，但是从政府的有关法律如《公司法》以及各地的实践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主流的模式，即以欧美特别是美国典型的股份公司制为样本，其特征是：股东利益至上，一切制度安排皆围绕维护股东的利益展开；企业内部强调的是董事会、经理阶层和监事会的相互制衡，实际运行中则表现为经营者主导；企业外部突出产品市场、经理市场、股票市场以及会计师事务所

3、等中介组织对企业经理层的监督。在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看来，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标准模式”。运用这种改革模式，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政企在一定程度上分开了，企业经营更加贴近市场，经营业绩大为改观。同时这种模式也有局限性，国企改革中也暴露出很突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改革模式的局限性进行客观冷静的反思。　　　　一、“多见物而少见人”　　　　从企业一般的角度看，劳动者是影响企业效率的重要利益群体。企业制度改革既要考虑物质资本产权制度的改革，也要考虑劳动者产权制度的改革。但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看，却是“多见物而少见人”。

4、1993年以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注的重点就一直放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物质资本的优化组合和资本产权的明晰界定上，放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上，放在国有企业控制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失衡和制衡上，放在管理层（厂长经理）和所有者（国家、国资委）之间寻求协调一致的平衡点上。抓大放小、拆分大垄断企业；实行股份制、颁布《公司法》、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实行债转股；退二进三，资产剥离；优化组合，减员增效等等，无不表明了这一点。　　更为严重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强调的是以“搞好搞活”、“扭亏增盈”为目标。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

5、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增资减债”的政策措施，和1998年以后在“三年脱困”中实行的政策性“债转股”、贷款贴息等政策。这些政策的实质都是通过增加当期或未来的国家财政负担，来降低国有企业的利息成本和其他融资成本，以达到增加其账面利润或减少账面亏损的目的。很长时间以来，在很多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了多少个百分点，减亏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一直被认为是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成绩的重要指标。如此一来，把国有企业账面盈利的增加和账面亏损的减少作为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则很容易导致改革偏离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轨道，演变为一场“扭亏增盈”运动。　　在

6、这一过程中，除经营管理者的地位大幅提升及激励约束制度有较大进步外，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劳动者产权制度的改革则鲜有进展。1994年《公司法》的法律责任一章中，只有股东之间、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相关责任条款。对公司中最基本的劳资关系及其相关的责任和权力，以及有关劳动条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法律责任甚至无片言只语。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安全、工资福利、住房及医疗保障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而他们的维权又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和困难。在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往往以担心投资者不愿意到当地投资为由，制订非常低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只能靠加班来提高收入，有的地方甚至至

7、今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更有个别官员对劳动保障执法设置障碍，出现了劳动保障行政处罚必须经过“优化办”、“软环境办”批准等怪现象，一些地区甚至为推进改制进程动用行政命令强行使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结果不仅造成了劳动者经济利益的相对受损、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相对下降等一系列显性层面的效应，而且还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心理失衡的隐性层面的效应。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员工的位置在哪里？　　　　二、公众治理薄弱　　　　在国有企业中，谁是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的资本归全民所有，也就是说全体民众是国有资本的最终所

8、有者。然而现实中，很多人混淆了全民所有和国家所有的关系，认为国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全民所有就是国家所有，而政府是国家的具体化或代表，国家所有也就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