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出面”和元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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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出面”和元小说论文阅读交流语境中有以下诸主体对称：现实物理时空中的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对称；文本语义空间中叙述者与受述者通过叙事话语对称；阅读虚拟地进入的想象性时空中，读者的观察视角与叙述所创造出来的主体性存在者的“现实”视角对称。(注：S.查特曼也区别出了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受述者六个主体的双双对称。他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实际上是现实时空中真实读者的建构，他的叙述者与受述者对称实际上是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部被“作者”创造出来的对象性主体，参见SeymourChateman,.freele)：这

2、时我们不得不暂时中断这个大胆行动的故事情节，以便提供必要的细节，对公爵夫人之所以大胆建议……“我们”的视角位置处在虚构时空之中的“事后”位置上，只是事后性的形式叙述者，从事虚构叙述符号操作的叙述者则未介入。狄德罗《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也是一样：他们动身后客店中发生的事，我不知道。它们继续赶路，一直走啊，走啊，也不知到哪儿去，尽管他们大致知道他们想到哪儿去。句中“我”的观察位置是事件进展的当下，对称的阅读视角也在当下，因此“我”仅仅是形式叙述者的人称。直接针对故事或人物发表的事后性“作者评论”均属于此类。《红楼梦》第六回“正寻思从那一件事

3、自哪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也是如此，尽管形式叙述者仅仅是潜在的第一人称主体。以上“作者出面”实际上都是“现实”地存在于小说虚构时空之内的形式叙述者出面，不涉及文本自身的虚构性即叙述者的虚构叙事行为，更不涉及文本外的作者。第二种“作者出面”涉及“作者”与人物的关系，论者常以斯特恩的《项狄传》为例。《项狄传》有两个叙述层，第一叙述层是小说中大量的议论，讲的是“写作中的项狄”(相当于叙述自我)对自己“辛劳写作”的评述；第二叙述层才是项狄的生活故事。再明显不过的是这两层对象性虚拟时空的相互可导通：第一叙述层“写作中的项狄”与第二叙述层被写到的“

4、历事中的项狄”具有对象性人物的同一性，两个项狄处在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部的不同点上。写作中的项狄在被写到的项狄的故事中充当形式叙述者，这时被写到的项狄是对象性人物。第一叙述层上的“我”的身份是“作者”，但这个“作者”也是作为被创造对象而存在的形式叙述者，既不是文本外的真实作者斯特恩，也不是文本内的叙述者。第三种“作者出面”其实是叙述者出面。这类叙事不大回避文本的虚构性，不像类型一叙事那样借用作者署名的真实性等手段包装故事的“真实性”，也不像类型二的前两种那样通过暗示叙事的“事后性”来强调故事的先在性。例如以色列作家阿夫那·沙慈的《约书亚》结尾

5、(注：参见《国外文学》1996年第4期。)：关于约书亚……已经讲得够多的了。我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有很多可能性，我不想在它们中间做任何选择。任何一种发展对于这个故事的情节与形式讲都有它的利与弊。我所能做的只有勾画出一个粗略的流程图——指出几个最主要的发展可能性，或许以此来给这个故事或故事的主人公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是元小说的“作者出面”，小说的虚构性在此直接呈露。事前性质的叙述者与事后性质的形式叙述者完全不同。事前性质的叙述者承认虚构时，他所使用的话语本身不再是虚构性的，因而这些话语具有真实文本的性质，可以像文本的署名和标题一样指向文本外的

6、作者。这种叙述操作程式的主要意义也就在于它能够提示文本外作者的存在。当阅读行为在文本内外的对称主体之间往返，伴随着传统培育定型的也就是将“事”置于“叙”之前的对文本三重交流语境的含糊辨认，常规的真实与虚构的阅读程式受到了挑战。传统批评往往缺乏对这类叙事的自觉。例如《水浒传》，写到武松杀人血溅鸳鸯楼云：“休道是两个丫鬟，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半舌不展”，金圣叹评点曰“忽然跳出话外，真是以文为戏”。“说话的”主体其时空位置在事后，金氏指认的“以文为戏”者则是事前的叙述者，这里有一个其后论者多未注意到的主体混淆。杨义说：说话人现身和视角层的变动，

7、自然是从和丫鬟的角色视角中，瞬间逃离怵目惊心的叙述情景；同时它也是在血雨腥风的场面，心有余裕地添设空灵的闲笔……(注：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35页。)杨义所谓“空灵的闲笔”首先指的也是“以文为戏”者即叙述者，其批评视角与叙述者对称。但是此处除了“叙述者出面”之外，还有一个形式叙述者视角的变化：“无形的叙述者”——所谓“摄影机镜头式的叙述者”——即我们所定义的事后性质的形式叙述者，跟随武松进入厨房，其视角重合在武松的视角上，看到了血腥场面(场面中丫鬟仅仅是对象性客体，因而“丫鬟的角色视角”并没有出现)；这个视角主体见

8、证了武松杀人的血雨腥风的场面并且退回到事后性位置发表感想，变化为“说话的”主体存在。这个“说话的”人承认没有亲眼见证，但同时又强调了所叙述事件的确先已发生，这样他“说话”的时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