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战争”与“科学的社会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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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战争”与“科学的社会研究”论文【内容提要】由一本《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所引发的“科学战争”，加上一篇《超越界限：论量子引力的有转化力的解释学》的讽刺之作的发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重新引发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所谓“两种文化”的传统争论。这场“战争”至今仍未平息。本文简要介绍了这场“科学战争”的来龙去脉，对隐藏在这场“战争”中的诸多问题和背景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试图说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必要性。【正文】事情的由来1994年，美国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物理系教授勒维特（Norm-anLevitt）和格罗斯（PaulR.Gross

2、）出版了《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HigherSuperstition:TheAcademicLeftandItsQuarrelsativeHermeneuticsofQuantumGravity），寄给美国“文化研究”的重镇之一：《社会背景》（SocialText）杂志。索卡尔所写的东西，充满了从物理学和数学中借来的概念和术语，但却对之随意加以发挥。他的论文可以说完全是词语堆砌，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恰好在这时，《社会背景》杂志的主编安德鲁·罗斯（Andreont）用法文合写一本题为《智力的滥用》（ImposturesIntellectuelles）

3、的书。一本支持索卡尔观点的书：《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子》（AHouseBuiltonSand:ExposingPostmodernistMythsaboutScience）也已出版。这场“战争”绝非仅限于少数人关注，几乎所有重要的传媒都做了报道。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科学期刊——著名的《自然》杂志（Nature）用了整整五页的篇幅来全面评介这场“战争”及其影响。法国的《世界报》（LaMonde）、德国的《时代》周刊（DieZeit）以及欧美的各大媒体都纷纷发表文章来评论这一事件。这场争论从美国引向欧洲，并进而引向世界。最近，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TheEconomist）

4、发表了三页的综述评论文章，全面评价这场战争。由此可见这场“战争”的影响有多广。“科学战争”的背后有人把这场热闹非凡的“科学战争”看成是在国家R＆D投入削减之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派争夺学术界主导权的战争。把索卡尔等人的批评简单地归结为保守派的抗议。事实上，这场战争涉及到了更深的认识论的层面：是要相对主义、还是某种批判性的实在论？以及在这个选择背后的政治立场：后现代主义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直到最近，这些问题一直都只在专业领域中以晦涩的语言辩论着。近年来的一连串的社会变迁，把这个看来学究味十足的问题，一下子推到公共论坛的前台。首先必须表明的是，以《高级迷信》的作

5、者为首的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和整个西方现代左派思想的攻击，和以索卡尔为首的对文化研究的挑战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两者的重叠之处仅在于科学方法逼近现实的可能性上。《高级迷信》是以正宗的科学权威来批判作为异端的科学的社会研究，而索卡尔则是以当代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异端的身份，来挑战已成权威的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高级迷信》的理论基础是素朴的实证主义，即相信只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并诚实地工作，科学方法就可以毫无问题地从实验和观察所得的经验材料中得到确定的真理。这种素朴的观点早就被许多思想家加以反驳，并不是“科学的社会研究”或左派的研究成果。《高级迷

6、信》的作者并没有对这些反驳进行挑战。他们之所以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如此忌恨，原因在于后者指出了——被他们视为科学象征的——科学方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就象一位指出皇帝新衣真相的小孩一样，“科学的社会研究”真实地揭示了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所发生的许多在《高级迷信》作者看来是有损科学形象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不再停留在惊叹科学的奇迹，祈祷产生更多的科学应用的水准之上；相反，人们对科学事业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兴趣浓厚。科学可以通过预测方法提供确定性的说法已不再具有活力，这一点很难让一些自然科学家感情上得以接受。那些具有素朴实证主义倾向的人，还在期盼社会科学也能象自然科学先前那

7、样，具有精确的预测能力。不幸地是，随着科学的进展，建立在线性科学基础上的确定性的观念已遇到了挑战。《高级迷信》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不满，倒不完全是那些他们其实也无力处理的理论问题，而是科学的社会研究者数十年来一直呼吁的对科学进行民主监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早已超出了狭隘的专业领域，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可对于《高级迷信》的作者来说，科学自主的神圣性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容侵犯的。如同古代贵族坚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样，他们主张，老百姓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实践和辩论绝不能逾越科学界的界限，科学界的一切问题都只能由内行人来决定。外行绝不能领导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