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的传播研究-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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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台的传播研究

2、第1　　　香港的传播研究　　香港弹丸之地，却有异常发达的传播业。在1996年初，就有报纸59种，杂志675种，广播电台3家（共4个频道），商办电视台两家，还有卫星电视(分频道及锁码频道)、有线电视。　　香港的传播研究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商业研究，二是政府的政策研究，三是学术研究。　　商业研究是指商业机构，如广告公司、市场研究公司和大众传媒进行的研究，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想知道受众的传媒消费行为和对传媒的喜恶，以利于竞争和发掘市场潜力。　　政策研究是指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如文康广播科、影视娱乐事务管理处及广播局等，委托进行的要依赖专门知识的政策问题

3、的研究，如聘请外国广播公司研究电讯网络和有线电视发牌等问题，委托人口统计处或市场公司调查研究电子传媒管制问题、电影的审查尺度问题等。　　学术研究是以大学的新闻与传播系为最重要的基地。这也是本文介绍的重点。　　香港大专院校设立新闻传播系的有香港中文大学（1965年起设新闻与传播系）、香港浸会大学（1968年起设传理系，现为传理学院，包括新闻系、传播系、电影电视系）、树仁学院（1971年起设新闻系）、珠海书院（1968年起设新闻系）。其中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除有本科生以外，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　　香港传播学研究界成果丰硕的学者，有李金铨、朱立、陈韬文、李少南

4、、潘忠党、何舟、祝建华等，他们全都是美国毕业的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教授陈韬文介绍，“香港的传播研究，主要以香港和中国作为背景，也有一些是关于台湾和国际的。”“若依研究背景来划分，香港的传播研究可归入‘香港研究’、‘中国研究’和‘国际研究’。”（《1993年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主题论文：香港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以香港和中国为社会背景的政治传播，是香港研究者关注得比较多的主题。香港政治传播研究者的研究，很多是与新闻自由、政治意识形态、权力重组、建构现实等有关。朱立（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对于中国大陆新闻自由和意识

5、形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系统的变化，等发表过多篇论文。陈韬文等对中国媒介商业化多有论述。此外，从读者来信到媒体广告，也都是香港学者研究的题目。香港传播研究者的论文多用英文写成，发表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术刊物，成为西方传播学界认识中国传媒变革的重要渠道。　　八十至九十年代，香港处于政治过渡期。传媒怎样适应和影响政治过渡，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李金铨、陈韬文的《大众传媒与政治过渡》（1991），以及各界进行的一连串的民意调查，都研究了社会权力重新分配与新闻媒介的互动关系，以及市民对政治改革、社会现状和移民等问题的态度。　　梁伟贤、陈文敏主编的《传播法新

6、论》（1995），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香港新闻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全面介绍了香港监管传媒的各种法规。　　传媒与社会发展，传媒与国家发展以及国际传播，也是一部分学者研究的课题。李少南的《国家传媒与发展》（1986）、《国际传播》（1994）、李金铨的《传媒帝国主义》（1985）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香港的学术研究传统，与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以论文和著作相比较，论文更受到重视。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助理教授郭中实说，出书只是著个人与出版商之间协调的结果，可由多种因素决定，不一定是因为学术水平很高；而在拒绝率很高的学术刊物，特别是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学术刊物上刊登论文，

7、则只有凭学术质量才能发表。前面所提到的六名香港学者，除李金铨以外，其他人出书都很少，但他们发表论文多，从而奠定了他们的学术定位。　　香港传播研究的有利条件是资讯充足，资金较多，学术自由，但学术力量主要集中在两个大学，研究队伍小。香港从事新闻、传播的专职教师总共不过五六十人，真正出研究成果的不过二十人左右。传播学的某些研究园地尚无人耕耘，比如从事人际传播研究的极少。若把大众传播研究分为信息生产、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三部分，现在研究信息生产的多，研究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的少。原因是研究传播效果，资金投入多（要作大量的问卷调查），对传播内容作研究，耗费时间和精力多

8、，且大多要研究者亲自动手（助手对内容分析法多不能熟练运用）；因而只有研究媒介信息的生产与制作，显得比较容易进行。　　九十年代以来，香港与内地加强了传播学术交流，双方互访增多。香港召开的新闻传播学术会议，吸引了内地很多学人参加，如1991年4月在中文大学召开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研讨会”，1996年5月由卢锋学会、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和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大众传播与经济发展研讨会”，1998年6月由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召开的“亚洲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