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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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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台的传播研究
2、第1 香港的传播研究 香港弹丸之地,却有异常发达的传播业。在1996年初,就有报纸59种,杂志675种,广播电台3家(共4个频道),商办电视台两家,还有卫星电视(分频道及锁码频道)、有线电视。 香港的传播研究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商业研究,二是政府的政策研究,三是学术研究。 商业研究是指商业机构,如广告公司、市场研究公司和大众传媒进行的研究,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想知道受众的传媒消费行为和对传媒的喜恶,以利于竞争和发掘市场潜力。 政策研究是指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如文康广播科、影视娱乐事务管理处及广播局等,委托进行的要依赖专门知识的政策问题
3、的研究,如聘请外国广播公司研究电讯网络和有线电视发牌等问题,委托人口统计处或市场公司调查研究电子传媒管制问题、电影的审查尺度问题等。 学术研究是以大学的新闻与传播系为最重要的基地。这也是本文介绍的重点。 香港大专院校设立新闻传播系的有香港中文大学(1965年起设新闻与传播系)、香港浸会大学(1968年起设传理系,现为传理学院,包括新闻系、传播系、电影电视系)、树仁学院(1971年起设新闻系)、珠海书院(1968年起设新闻系)。其中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除有本科生以外,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 香港传播学研究界成果丰硕的学者,有李金铨、朱立、陈韬文、李少南
4、、潘忠党、何舟、祝建华等,他们全都是美国毕业的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教授陈韬文介绍,“香港的传播研究,主要以香港和中国作为背景,也有一些是关于台湾和国际的。”“若依研究背景来划分,香港的传播研究可归入‘香港研究’、‘中国研究’和‘国际研究’。”(《1993年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主题论文:香港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以香港和中国为社会背景的政治传播,是香港研究者关注得比较多的主题。香港政治传播研究者的研究,很多是与新闻自由、政治意识形态、权力重组、建构现实等有关。朱立(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对于中国大陆新闻自由和意识
5、形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系统的变化,等发表过多篇论文。陈韬文等对中国媒介商业化多有论述。此外,从读者来信到媒体广告,也都是香港学者研究的题目。香港传播研究者的论文多用英文写成,发表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术刊物,成为西方传播学界认识中国传媒变革的重要渠道。 八十至九十年代,香港处于政治过渡期。传媒怎样适应和影响政治过渡,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李金铨、陈韬文的《大众传媒与政治过渡》(1991),以及各界进行的一连串的民意调查,都研究了社会权力重新分配与新闻媒介的互动关系,以及市民对政治改革、社会现状和移民等问题的态度。 梁伟贤、陈文敏主编的《传播法新
6、论》(1995),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香港新闻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全面介绍了香港监管传媒的各种法规。 传媒与社会发展,传媒与国家发展以及国际传播,也是一部分学者研究的课题。李少南的《国家传媒与发展》(1986)、《国际传播》(1994)、李金铨的《传媒帝国主义》(1985)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香港的学术研究传统,与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以论文和著作相比较,论文更受到重视。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助理教授郭中实说,出书只是著个人与出版商之间协调的结果,可由多种因素决定,不一定是因为学术水平很高;而在拒绝率很高的学术刊物,特别是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学术刊物上刊登论文,
7、则只有凭学术质量才能发表。前面所提到的六名香港学者,除李金铨以外,其他人出书都很少,但他们发表论文多,从而奠定了他们的学术定位。 香港传播研究的有利条件是资讯充足,资金较多,学术自由,但学术力量主要集中在两个大学,研究队伍小。香港从事新闻、传播的专职教师总共不过五六十人,真正出研究成果的不过二十人左右。传播学的某些研究园地尚无人耕耘,比如从事人际传播研究的极少。若把大众传播研究分为信息生产、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三部分,现在研究信息生产的多,研究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的少。原因是研究传播效果,资金投入多(要作大量的问卷调查),对传播内容作研究,耗费时间和精力多
8、,且大多要研究者亲自动手(助手对内容分析法多不能熟练运用);因而只有研究媒介信息的生产与制作,显得比较容易进行。 九十年代以来,香港与内地加强了传播学术交流,双方互访增多。香港召开的新闻传播学术会议,吸引了内地很多学人参加,如1991年4月在中文大学召开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研讨会”,1996年5月由卢锋学会、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和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大众传播与经济发展研讨会”,1998年6月由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召开的“亚洲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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