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90年代女性小说创作特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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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90年代女性小说创作特征论文.freel.等人文话题暂且不论，而从文体意识、文体创造的角度讲，在90年代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女性作家能把写作当作一种文化使命，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和话语方式，注重性别意识，打破以往外在的文体规范并将之内化成为内在的文体意识，进而在文本写作中转化为一种文化精神，也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进步。具体地说，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玻璃虫》，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海男的《女人传》，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徐小斌的《羽蛇》，以及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城市小说等无不体现出女性文本中独特的母题、结构、情节、象征和语言。对她们文本的解读

2、往往能发现故事叙述背后所隐含的声音和隐喻的主体自觉〔。现代生活，尤其是现代城市生活，为女性作家提供了对世界、生命、社会的情感体验的契机，使她们的写作有了新的独特的生长点，女性的社会角色，女性的文化价值、情感诉求、欲望追向、女性内在个性探索、物化现实中的新人生体验等等，都成为女性写作的醒目主题。特有的女性写作主题和女性表现视角，必然赋予文本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新的叙述语言和形式，小说呈现出男性作家无法取代的风格学特征，改变了以往女性文学的艺术形态。二、极强的个性意识与“私人化写作”与女性诗歌相比，中国女性小说在90年代独领风骚，甚至在文学失去轰动以后仍能不断引起新的轰动效应，得益于女

3、性作家们极强的个性意识。90年代的女性写作强调主观化的视角，叙事主要体现为“个人记忆”风格，用以表现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及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奠定了她在90年代女性写作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小说处处表现出一种普遍性和通常性，把女主人公当作一个公共性的人物来写。上海的许多市民家庭的女儿都是王琦瑶，在相同的生活氛围中成长，又有大同小异的女儿家的梦幻，终其一生，除了最后的死亡，她生活得一直很平淡。被某些批评家称为“女王朔”的徐坤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推出了《白话》、《吃语》、《梵歌》、《斯人》、《热狗》、《先锋》等作品，并且以一种颇有力度的调侃反讽，批判了知识分子(

4、尤其是男性)的生存方式，以及他们的若干可笑之处，将那种迁腐保守的知识型假面具加以剥离，从而致力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还原。徐坤的小说擅长于从当代文化的矛盾荒诞中，去写当代知识分子的无力无奈无聊，及其所谓文化精英们的病态生存方式。她既看到了在政治文化占很大比重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面具，以及他们所难以承认的文化传统对他们精神人格的阉割和压抑。ai同时，她也看到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他们非真实的心态和存在的荒诞感。他们总是在政治社会、商品社会、经济社会的转型中被甩出轨道，成为多余人。徐坤并非是要像王朔一样以贬损知识分子为乐子，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写作剥离知识分子的假道学面具，使新一代知识分子

5、能起码正视自己受伤的灵魂，清理一下自己在商品时代已丧失了太多精神自由的地基。徐坤的小说并没有太多的精神指向性或哲学话语意识，所以不存在精神拯救间题。她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女性世俗语言的成功。她以一种冷静的锐角人思方式楔进人物的心灵和不合理的现实环境，通过独特的语言，将一切做作的媚俗姿态和表演化的愤世嫉俗加以消解。这种调侃和反讽，使得知识分子存在的悲剧性往往显示为喜剧性，使他们的精神委顿，以一种冷漠的、嘈杂的、拼贴的方式表现出来，甚至有人称之为话语的“假面舞会”。另一个在90年代文坛中引起关注的女性作家是陈染，她的私人化写作表现了极端化的个人体验。陈染的《私人生活》为“私人写作”进行

6、了命名式的界定。私人当然是与公众化群体化相对照的，90年代陈染们张扬“写我”和“我写”—我写我，我写我身。她表达的是个体经验，与社会的公共空间的普遍伦理具有相当差异性。处于相当隐蔽的私人经验和空间，导致她的写作大多采取了一种“新历史”的个体传记的幽闭形式，或自己的下意识无意识的琐碎回忆和零乱的整理。陈染的小说将自己放置于边缘处境:不写主旋律大叙事，只写小我一己的窥探;不代国家、代他人立言，只写自我的小世界;不写启蒙救国，只写个人那份相对狭小的天地。无疑，这样的写作实在难以逃离误区，但在大话、套话、谎话、黑话连天的时代，这种选择也充满着新的意味。这种疏远于精神本质只面对身体肉体的实

7、际状态的写作，无疑使作家所理解的真实世界和生命意义，都与过去有了相当大的差异。也许这种趋于小我的真实的写作或私人化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并不在于她写了“私人”话语，而在于她在公众大话语盛行的时候，拓开了一种独特的私人经验，并将这种私人经验的合法性在90年代欲望化浪潮中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人们赞赏也罢，贬斥也罢，私人化写作的误区盲点事实上是与其合理意义并存的。它将在一元化的写作处于休克之中时，突出另外一种多元化写作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要付出相当沉重的灵肉撕裂的代价。三、准自传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