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事件海防和塞防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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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5年度事件：海防与塞防之争这一年，同治皇帝死于花柳。宫廷之内，忙于制造种种皇帝患天花而升天的迹象和证据；朝堂之上，帝国的重臣们则陷入了海防与塞防之争。 争论的背景是近代中国边疆与海防同时出现的巨大危机。 19世纪60-70年代，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1871年，俄国打着替清廷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伊犁，其后又欲以同样的手段进军乌鲁木齐。署伊犁将军荣全窥见俄国的真实用意：“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据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呼吁清廷出兵新疆，

2、收复乌鲁木齐等重地。1874年8月，清廷命左宗棠率军出关，清军云集嘉峪关前，整装待发。 与此同时，在东南海疆，日本1874年以弱旅入侵台湾，而清廷竟无力以武力驱逐，最后不得不褒赞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以白银50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结。“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11月，恭亲王等上奏请求拨款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防。朝廷命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十五人详议此事，限期一个月拿出结论。 但清廷财政有限，难以同时兼顾东南万里海疆与西北万里饷运。1875年，朝廷重臣们遂在国防孰轻孰重问题上产生了

3、巨大分歧。后世学者论及此节，多以李鸿章为海防论之代表，目之为卖国贼；又多以左宗棠为塞防论之代表，赞其为民族英雄。塞防：李鸿章未曾宣扬过“放弃新疆”1985年出版的《左宗棠评传》里如此为1875年的海防、塞防之争定性： “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个集团(湘系、淮系)争权夺利的派系之争，而是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要不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 胡绳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做了相同的定性：“当时，李鸿

4、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边防可有可无。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从本质上看，他们之间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压迫面前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而李鸿章“只能成为卖国的奴才”。 这种定性背后，显然存有将清廷内部划分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两大阵营的意思。作此阵营划分之后，进而否定李鸿章，肯定左宗棠。这种立场清晰、

5、褒贬分明的两分法，实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教育的最大痼疾。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界限分明的“海防派”或者“塞防派”。参与此次争论的朝廷重臣，并无人提出放弃海防或者塞防的建议，其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目前有限的财力条件下，应以何者为先。 李鸿章的意见是：“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认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其具体方案则是： 1、停兵。建议朝廷停撤西北地区已经出塞及准备出塞的部队，令其“严守现有各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停撤多余出来的饷银，则移作海防之用。 

6、2、经营。后世多诬蔑李鸿章曾宣扬放弃新疆，但其真实的经营新疆的方略则是：“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李鸿章认为，如此则既可以挫败英、俄兼并之心，中国也不必劳师远征，实为“经久之道”。 这一方案是否可行暂且不论，但给李鸿章戴上一顶“放弃新疆论者”的大帽子，却显然不见得是尊重史实。 ——李鸿章建议将新疆经营成“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是其被后世指责为卖国贼的重要证据。但把李的观点放置在1875年的中国，彼时，传统的“天下观”

7、还远未被近代的“世界观”所取代，李鸿章语境里的“越南”、“朝鲜”，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中国传统“天下观”里面的藩属，其将“越南”、“朝鲜”与中国本土的“云贵之苗瑶土司”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换言之，李鸿章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新疆，他所提出的建议，建立在1875年清廷的“天下观”基础之上。这种“天下观”在今日看来貌似荒诞，但在当时，却是清廷所竭力恪守的正统意识形态。 晚清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晚清国人传统政治理念向近代政治理念转型的过程。李鸿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所持意

8、见，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后世之国人体会不到当日观念转型期的混沌与茫然，而简单地痛斥李鸿章为“卖国贼”，痛快固然痛快，却也可悲亦复可叹。 比较起来，左宗棠的意见则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鸿章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