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视角下的当今道德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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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视角下的当今道德现状中国当代的道德现状有人评价是道德滑坡，也有人评价是道德依旧，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道德被法律所裹挟，言者皆有理。但是我们需要站在一个特定的宏观背景下去审视这些说法。本文通过中国哲学的角度，谈及当今道德的现状，认为道德的作用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升;同时认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应当相互促进，不能彼此牵制。中国是号称五千年的礼仪之邦，但是，今天也没能逃脱赤裸裸被谈论的命运。在今天这个转型时期的国度，人们会因为传媒刻意、过激的报道而察觉“道德沦丧”，又会因为“感动中国”、某少年独自撑

2、起一个家，这样的催泪故事而安慰“道德依旧”。我们迫不及待地去追问，也试图用中国哲学的视角去看待更多的道德问题，道德现状。面对那个曾被千古传诵、引以为傲的道德，人们总是会态度暧昧。一方面，贬低道德，不相信道德，因为法律才是关键;而另一边是，义愤填膺、明白无误地宣称中国正面临一场道德危机，急需救道德于水火。孔子强调“克己复礼”，恪守周礼的规矩，认为有礼才有德;孟子也主张“以德服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德行的重要性，在整个儒家的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时代不同，但孔孟中的关于“德”的哲学

3、，至今依旧受用。因此，道德无论如何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有不同的态度，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碰撞。国民不时就对道德指指点点，掀起一场关于道德的大讨论。当国家批判道德滑坡、建议重塑道德时，会有人讥笑，“请先去治理好腐败问题再说吧!”;当评论家试图评论一个道德现象时，又会有人立马跳出来指责他们——试图“道德暴力、道德绑架”。其实在百家争鸣的年代，对于“道德”的看法，也是这样各执己见。老子在《十九章》中曾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

4、];强调“无为而治”的道家认为，社会之所以混乱，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讲究虚伪的仁义道德，要使天下太平，就必须取消道德。只有像刚出生的婴孩一样，完全处于自然状态下才好。即便如此，老子的整个设想也是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更好地相处这一人本角度。因此，只要出发点是积极的，关于道德的讨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裹挟道德，试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发号施令的人。世上没有圣人，也没有完美的人。我坚信每个人都有道德戒尺，只是有时，邪恶的一面压倒正义的一面，便会体现出不道德的行为。正如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性善，也是向善

5、，是一个需要持续引导的过程。我们今天对于道德的追求，恰恰也是在追求一个更加完美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妨汲取一些老子的思想，“不要去争论，也不要去追求巧利”，只有这时候，才是真正在接近道德的本质“复归于无物”——即使没有把道德挂在嘴边，道德也在自己心中。或许当有一天，中国沦落到需要大肆宣传“某市某路公交有某人给某老人让座”这类新闻的时候，才是真正道德的缺失，时代的悲哀。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历史上有两大问题，一是缺少数目字管理，二是以道德代替法律[2]。当下中国是不是出现

6、了道德去裹挟法律?尽管没有定论，但是确实出现了这样类似的情况。2010年药家鑫杀人一案，占据道德底线的大众不断用舆论向最高法院施压，得出了死刑判决书。一个刚成年的孩子，案发后在父母陪同下主动自首，在法律上本罪不至死，但是我们却用道德扼杀了一条生命。在这里，不禁让人忆起墨子的“兼爱”，即使罪行可恶，但同样贵为生命，同样是父母之子的观念，并没有真正使我们产生共鸣，法律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当人人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以道德裹挟法律时，“兼爱”的存在也便只停留在古代。“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多一点

7、宽容，以律法来约束个体，用法律去公正客观地解决，用道德来宽恕抚慰每一个人，真正“兼爱”、“非攻”，才能消除社会的戾气。当这类事件不断发生的时候，我们自问：道德是否和法律纠缠在一起了?老人跌倒扶不扶，是不是立法之后才会更好?单靠道德，力量是否有限?其实，道德与法律本来就没有孰大孰小之分，也没有谁先于谁存在这样的问题，道德和法律可以互为良药，同舟共济。孔子在《为政》中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运用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就可以预防犯上作乱于事前，引导

8、他们不敢想和不会想犯上作乱的事，人心自然归服了。用现代学者熊培云的话来说就是，“善法可以提升道德的水准，道德可以打破恶法的坚冰”[4]。二者本就须臾不曾分离，我们也便不需刻意去规避他们各自所带来的分量。今天，我们谈论中国当今道德现状，并不是只有谈论“道德滑坡”这种人云亦云的结论才是正确之举，我们更多的是想结合法律之角度，来探讨道德之存在，借助中国哲学先贤们的思想，汲取力量，展望未来。贝多芬说，“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之外也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