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高经济增长阶段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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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永年:中国的高经济增长阶段已经过去？（2012-12-04）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回答过去的高增长是如何取得的。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从低基数开始。基数低、规模小，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初阶段实现高增长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包括结构、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　　在结构层面，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经济结构（例如从农业转向工业经济）、开放（投资和贸易）等。这些因素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已经有很多分析。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这些因素互相关联和强化。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例

2、如农民工）还是开放（加工业），其核心都是人口红利。这些年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1985年，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80%左右。2011年，农村人口已经低于城镇人口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应当指出的是，技术的提高来自于应用，而非创新。无论是国内的企业的技术，还是外资企业的技术，都依赖于现有技术的应用和扩散。　　在制度层面，主要是改革。改革本身也在几个层面上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通过改革废除了诸多旧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农业集体化。其次是通过改革促成了一些现存制度的变迁，使其

3、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保存了国有企业，但却改变了国有企业管理的激励机制。其三，通过改革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来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说财政上的分税制。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中国的体制改革涉及到几乎是所有的领域，包括宪法、法律、行政等基本国家制度，和税收、财政、金融、产权等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所有这些制度上的变化，才促成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制度。　　在政策层面，促成高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学界和政策领域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这里又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国家是如何通过干预经济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的。首先是国家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

4、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高增长是投资驱动的。其次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经济增长的速度。再次，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来保证高经济增长。如果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也是世界上其他政府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把国有企业作为工具来实现高经济增长，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990年代中期，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对大型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而对中小企业则实行中国式的私有化，即民营化。“抓大”和“放小”都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不仅被用来应付金融危机，而且被用来保障维持高经济增长，即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有企业部门，促成其经济

5、活动的大扩张。　　所以，当今天人们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高增长阶段，进入到中等增长的阶段，就意味着上述三个层面的要素所能带来的发展动力，都已经不足以继续支撑以往的增长速度。这要求对这三个层面逐一进行一些分析，然后寻找如何通过改革，再次激活这些层面的要素，或者如果这些要素不可能再被激活，就要寻找新的增长要素和动力。高增长难以为继的原因　　为什么高增长难以为继？首先来看结构领域是如何失去增长优势的，这里的要素是上面所提及的人口红利和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和很多现在的发达国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势必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已达到

6、顶点。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1%。换句话说，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无论对内部经济还是外部经济，都在产生负面的影响。劳动力不再便宜，生产成本急剧提高，对内资和外资都产生影响。劳动成本的提高，会迫使很多内资或者外资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便宜劳动力的国家和经济体。　　世界经济失衡也是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近年来所面临的世界经济不景气或者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造就了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贸易和投资，对外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市场。但这些年的经验表明，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因为经济危机，欧美国家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很显然，中国无力

7、改变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年来，中国资本“走出去”遇到的巨大困难，只是其中一个困难指标。也同样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的现实。实际上，中国是第一个仍然很穷但不得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的国家。这个事实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感觉到力不从心。这些因素都在促成近年来中国力图从外向型经济，转型为内需型社会。　　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在结构层面进行调整。不过，在任何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很长的时间。人口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