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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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一、引言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及其监督和激励机制。我们首先将公有经济描述为初始委托人（共同所有者）与最终代理人（企业内部人员）之间的双重等级结构，然后分析"正宗"公有经济中公有化程度（初始委托人的数量）和公有经济规模（公有企业的数量）对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的工作努力水平的效应。我们的分析得到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的工作努力水平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这一命题意味着，一个由200万人拥有的国有企业（如新加坡）与一个由12亿人拥有的国有企业是不可类比的（极端地讲，如果一个国家由一个人

2、组成，国有和私有就没有区别了）；类似地，一个总共只有10个国有企业的国家的国有企业与一个拥有数万个国有企业的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是不可类比的。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委托一代理层次的增加，从而拉大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使得监督变得更加缺乏效率。在分析了"正宗"公有经济后，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变形"公有经济。这里，"变形"指的是，代理人而不是初始委托人实际上索取剩余。分析表明，代理人索取剩余是对正宗公有经济的一种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提高了剩余索取者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的工作努力水平，从而创造出经济净剩余。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应用上述理论解释与中国经

3、济改革有关的如下问题：（1）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2）为什么财政"分灶吃饭"会刺激经济发展？（3）为什么"放权让利"会导致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改进？二、公有经济中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特征我们用剩余索取权（residualclaim）来定义企业的所有权。①企业的公共所有制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1）剩余索取权被授予由一个以上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公众"）；（2）每个个体享有相同份额的剩余索取权；（3）没有人有权将其剩余索取权有偿转让给他人。这一定义将公有企业同股份公司区分开来，后者也是为多个个体组成的"公众"所有，但每个所有者可以按照其股份索取剩余，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将其剩

4、余索取权转让给他人，从而获得个人报酬（alchian,1965）。据此，我将公有企业的单个所有者称为"共有人"（theco--oarketing"member）、生产成员和资本所有者成员组成。生产成员总是内部成员，而资本所有者成员既可以是内部成员，也可以是外部成员。但是，和私有企业不一样的是，公有企业的"经营"成员可以不是内部成员。实际上，对公有企业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经营成员应处在什么位置上。由团队工作（teammunities）；每个个体均属于某一基层共同体；每个基层共同体将监督权授予其选出的代表；从某些不同的基层共同体选出的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并再次将委员会的权利授予其代表；

5、从某些委员会选出的代表组成一个高级委员会，并再次授权给它的代表；如此继续，直至"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代表整个共同体对所有公有企业行使监督和控制职能。由于控制面（spanofcontrol）的局限，如果企业很多，中央委员会要直接监督所有这些企业是不可能的，因此，另一套等级结构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央委员会授权给它的下级委员会，每个下级委员会又授权给一些更低一级的委员会，如此继续，直至企业的内部成员。概括起来，公有经济中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典型特征是两大等级体系。第一等级体系是通过从剩余索取人（委托人）到中央委员会的授权链（delegationchainofpoateagents）。"上游

6、代理人"（up--streamagent）和"下游代理人"（doagent）则分别用来指有关代理人之前和之后的代理人。在现实中，公有经济中的第一等级体系是和政府的管理结构相重叠的。这种政府管理结构看起来似乎与私有经济中的政府管理结构并无太大的不同。这种重叠使公有企业有了另一个名称："国有企业"，而重叠的原因可以从组织成本的节约方面得到解释。三、公有化程度、公有经济规模与监督积极性和工作努力水平现在我们来分析个体的所有权意识和公有经济的公有化程度对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及最终代理人的行为约束的影响。用n表示公有经济中初始委托人（共有人）的个数（代表共同及最终代理人的行为约束的影响。用n表示公

7、有经济中初始委托人（共有人）的个数（代表共同体规模的大小），m表示公有企业的个数（代表经济规模的大小），h1表示第一等级体系的层数，h2表示第二等级体系的层数。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第一等级体系中的代表面（spanofrepresentation）恒等于t本文共4页:第1[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