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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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　　[11]例如徐勇、赵树凯、贾康、白景明、郭书田等均主张实行“乡派”，即将乡镇政府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郑法、綦彦臣等则主张撤销乡镇政权，实行“乡镇自治”。分别参见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赵树凯：“农村基层组织：运行机制与内部冲突”，《经济要参》2001年第32期；贾康、白景明：“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郭书田：“农村经济与农税改革”，《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

2、经技术研究所通讯》2001年第11期（总第87期）；郑法：“农村改革与公共权力的划分”，《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总第41期）；綦彦臣：“乡镇政权结束的政治博弈与农村政治新战略”，转自.sixiang..本人既不赞成虚化和撤销乡镇政权，也不主张实化乡镇政权，即将乡镇政权建设成为一级完备的政权组织，而主张“虚实结合”，即转变“乡政”职能，主动适应村民自治、农村政治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乡镇民主改革，建构一种全新的“民主、竞争、合作”式政治体制。参见拙文：“新时期‘乡政’建设思路探

3、讨”，未刊稿。　　[12]尽管其间名称、形式有些不同，但是实质上都是承包体制。就名称而言，1986年之前的财政体制被称为“分灶吃饭”体制，1987年以后称之为“财政包干制”（参见李实、J·奈特：“中国财政承包体制的激励和再分配效应”，《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就其形式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定收定支，收支包干，收入大于支出的定额上解，支出大于收入的定额补助；核定基数，上交递增包干或补贴逐年递减；定收定支，超收分成或增长分成，支出下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等。　　[13]鲍

4、尔：《中国的财政政策——税制与中央及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转引自谭秋成：“地方分权与乡镇财政职能”，《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2期。　　[14]关于国家能力的论述，请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4年2月号。　　[15][15]诚如王绍光所言：乡村教育并不是一种地方性质的公共物品，其受益者不仅仅是那些上学的孩子，整个国家也会因公民素质提高而受益，这也是国家强行规定九年义务教育的依据。同时，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也是所有适龄儿

5、童的权利。城里的孩子毫无例外地能享受到这个权利，农村的孩子，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的孩子和贫困农户的孩子，也应该能够享受这个权利。因此，不论是于理于法，把承担教育经费的压力转嫁给乡镇政府和农户都是错误的（王绍光、王有强：“公民权、所得税和预算体制”，《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　　[16]参见谭秋成：“地方分权与乡镇财政职能”，《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2期。　　[17]参见樊纲：“论公共收支的新规范——我国乡镇‘非规范收入’若干个案的研究与思考”，《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　　[18]可参见王

6、绍光、王有强前揭文。　　[19]参见戴均良等：《中国乡镇政权建设概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0]参见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3月北京第1版。　　[2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3、33页。　　[22]应该说，目前的转移支付还不健全：其一，将必要的转移支付视为对乡镇的一种“恩赐”；其二，具体的转移支付还没有建立与公共品

7、生产、供给相联系的配套制度，甚至形成新的苦乐不均现象——“会哭的孩子吃奶多”。　　[23]参见谭秋成：“地方分权与乡镇财政职能”，《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