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当上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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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岁当上校长初中毕业那年，我17岁。当时恰逢政府招募志愿者，到农村没有学校的地方办一些免费的短期学校。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名。动员了81个学生所谓办学，是凭空起家，政府只是给你一点维持基本生活的津贴，提供一些教材，其余都靠你去创办。走了很多穷乡僻壤，在离我家乡不到100里的地方，我到了一个叫做白岩村的村庄，只有几十户人家，祖祖辈辈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个人念过书。我挨家挨户地宣传动员，结果动员了81个学生来报名读书。记得当时我最大的学生是18岁，最小的6岁。那个18岁的大姑娘，能够挣脱世俗偏见同小娃娃们一起来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只不过她的年纪比我还大，我很不好意思看她。上课时，她靠左

2、边坐，我只敢往右边看。学生有了，我开始找校舍。我和老乡商量，哪个地方可以上课。他们热心地出主意，有人提出，村后有个破庙，可以去看看。这个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到处都漂浮着蜘蛛网，柱子上灰尘很厚，地上还横七竖八地放了几口棺材，面积倒是够大的。我研究了一下，觉得打扫干净还是可以利用的。“鸡蛋事件”整个学校，校长是我，教师是我，打铃的也是我。白天，我教学生语文、数学、自然、体育、音乐。晚上，我的住所常常挤满年轻人，我和他们讲国家大事，讲抗日故事。我订了一份报纸，可以把新闻告诉他们，我的住所等于一个成人学校。有一天，我在备课，有个学生捧着一大碗米面就进来了，说：“这是给老师的点心。”我说：“不要

3、，老师不饿。”“不行的，妈妈说了，上学不收学费，烧饭给老师吃，老师也不吃，如果点心也不吃的话，妈妈要生气了。”小朋友怯生生的样子，很可爱。我就没有再拒绝，他高高兴兴地回家交差去了。可没想到，这个头一开，隔三差五就有学生送米面来。有时候，一天送来5大碗、6大碗，我一个礼拜也吃不完。我就在课上对他们说：“不要再送了，我吃不完，吃不完要浪费的。”他们终于答应不送。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想出花样，偷偷送鸡蛋给我，盛情难却，我没有追究。见我没吭声，学生以为我同意接受了。81个学生，家家都养鸡，每个学生送10个蛋，我就可收到800多个。我变着法子“解决”这些鸡蛋，炒鸡蛋、炖鸡蛋、茶叶蛋、水煮蛋，半个月下

4、来，我什么蛋也不想吃了。再后来，我一看到鸡蛋就感到恶心。鸡蛋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我坚持要学生把鸡蛋拿回去，我说：“老师吃怕了。”威望最高的人我成了村里威望最高的人。无论哪家有大事，什么兄弟纠纷，什么婚丧嫁娶都来找我商量。旧中国，有“天、地、君、亲、师”一说，教师历来受人尊重、尊敬，地位之高，非同一般。从村民的态度中，我深深感觉到了这个职业的价值、意义和责任。在这种环境中，我成长得很快。一年后，我离开了白岩村，战乱时期，学校的事情也就杳无音讯。直到60年之后的1996年，在上海电视台的安排下，我重返白岩小学。当年的那座破庙已经被火烧掉，现在的学校是几间茅草房，有两个教师。我找到了当年的3个

5、学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一个当年活泼可爱、六七岁的小丫头，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使劲抓住我的手，老泪纵横，哽咽着讲了一句话：“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老师。”我也感慨万千，一切都恍然如梦，前尘往事历历在目。我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是我给了他们启蒙教育，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一个人，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是会被人记一辈子的。我虽然从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但觉得人这样活着是很幸福的。（文字由陈露协助整理）如果从初中毕业17岁当上乡村小学校长算起，吕型伟从教至今已近70年。他当过教师，当过校长，担任过上海市教育局的领导工作，离休之后又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可以说，他参与了新中

6、国基础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全过程并参与领导了“文革”之后上海基础教育的拨乱反正和发展、改革。他戏称自己为教育界的“活化石”。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一书以故事形式记录了吕老从教的主要经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老教育工的执着追求和其教育理念的形成过程。本刊特辟“吕型伟忆谈教育”专栏，连载书中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