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素云：农民非农化解放的桎梏

《于素云：农民非农化解放的桎梏》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于素云：农民非农化解放的桎梏

2、第1内容显示中　农民的解放程度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我国，推翻封建统治是一次解放，农村改革又是一次解放，当下农民正面临着新的解放过程，即农民自身的非农化过程。无论从农民的视角，还是非农民的视角看，这都是一次更为深刻和彻底的变革。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是从传统农业国家演变为现代工业国家的过程，是农民获得转换身份的自由不断从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出去的过程。当今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艰巨任务，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这一艰难的征途上跋涉。从农业国演变为工业国的过程，是农业在国民经济

3、中所占的比重不断缩小，工业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的过程；是农业劳动力在基业结构中的比例不断降低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人口从农业领域向非农业领域、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现象，也就是农民的非农化过程。可以说，农民身份的变革是现代化这一社会变迁中最为壮观、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身份转变严格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统筹安排城市食品供应和就业、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而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把人口界限分明地划分为两种身份，农民和市民。市民凭着特殊的身份可以享受到农民无权享

4、受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副食品补贴等一系列福利待遇，并且这种身份靠遗传固定下来。这种城乡分割政策最终固化为以身份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城乡隔绝体制。农民不仅在城乡间的流动处在凝固状态，在农村内部的产业分化也同时受到了限制。就连农民养只鸡、做小生意，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把农村和农民排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外。在这种体制下，农民无法转变为非农民。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非农化的解放意义。他们虽然对自己的身份与城市居民的不平等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甘心情愿，但不能从政治的视角考虑问题，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生存问题。詹

5、姆斯.斯科特曾在其《农民的道义》一书中提出“生存伦理”的概念，认为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固守土地，忍受贫穷，也不原到陌生的环境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在今天，这一观念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如果改革迟迟不触及农民身份解放的问题，就会制约农村社会的发展。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农民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确定，从根本上启动了农村的分工、分业和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尤其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作的崛起，加快了农村现代化的步伐，为农民变换职业和转换身份创造了条件，从根本上打破了沿袭几千年的、以农为主的人一辈子只能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

6、封闭式循环状态，使中国从一个不流动的社会转化为一个流动的社会。这当然与国家一系列城乡体制改革有关。1982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要求打破地区封锁，按经济合理原则组织商品流通。1983年2月进一步指出，“必须打破城乡封锁，条块分割的局面，疏通各条流通渠道……集体和个体等其他商业，可以出县、出省长途贩运”，进一步放宽了城乡限制。1984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在自理口粮的情况下移居小城镇，从事务工、经商和其他服务业活动。1985年公安部颁发了《关于

7、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确立了与城镇户口相衔接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正式采取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政策，使农民的流动有了具体法规和政策依据。部分农民中开始产生了一种改变生存方式的冲动，亦即摆脱土地的束缚改变农民身份乃至脱离农村社区的意愿。尽管由户口所形成的城乡壁垒有所松动，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流动的自由。但农民身份的转变仍然受到诸多限制，身份制度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户籍制度仍然是农民进一步解放的障碍，农民还远远没有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生存地位。农民已经进城打工，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就只能

8、是城市职业岗位上的临时工。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城市企业在其招工简章中，都要把是否具备城市户口作为先决条件；几乎所有城市对外来人口就业的行业和职业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限制，使得就业竞争只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着城市的‘剩余工作’”就是这种制度障碍的写照。甚至不少部门把“腾笼换鸟”（通过赶走农民工的方法解决城市居民下岗就业的问题）作为“再就业工程”的政绩来宣传。在这种体制下，“百万农民流动大军”所形成的民工潮只是一种“打工潮”，兼业化就业成为目前我国农民就业的主要特征。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后果之一是降低了出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