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革命派民族主义动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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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亥时期革命派民族主义动员新探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爱国者们试图找到一种方式来将自己的同胞振奋起来、团聚起来，凝成一股合力，以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民族主义就是他们在这一时期找到的理想的精神纽带。孙中山在逐步建构起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也深刻地认识到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所以，他将民族主义置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纲领的三民主义之首，以其为动员国人的战斗号角。　　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动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呼喊“排满”口号，对此学界已有比较深

2、入的探讨，此不赘述；另一种方式，则是直接地表明反帝主张，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没有在作为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中明确提出反帝主张——这是革命派常常受后世诟病之处；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他们在诸如报纸舆论等其他场合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帝宣传。本文即以《民立报》[1]为切入点，来呈现当时革命派对反帝问题的认识和宣传。　　选择《民立报》，原因有三：首先，从群来看，主办于右任，主笔宋教仁、陈其美、景耀月等均是革命派重要人物，因此，其言论可以充分代表革命派的观点。其次，就出版地区而言，《民立报》所在的上海租界，处

3、于西方和清政府势力错综复杂地交织之处，这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最后，《民立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份报纸，这可以从其销量看出：《中国报学史》称其“日销多至两万份，昼夜印机不停”[2]。就连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与斯诺谈话时，还提及：“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应为《民立报》）……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即黄兴）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3]由此可见，《民立报》对于探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舆论宣传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4、二　　革命派的成员大多有留学西方的背景，他们接受了较为完整的西式教育，对于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中国人。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在《民立报》这样一个平台上，他们运用自己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对时事的敏锐眼光，以深入浅出、极具鼓动性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反帝宣传。在对《民立报》所刊载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进行初步的整理归类后，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　　揭发帝国主义侵华行径，是革命派反帝宣传最为浅显直接的层次。辛亥革命时期，《民立报》先后在“社论”、“要件”、“新闻”等栏目中刊载一系列文章揭

5、露日、英、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警醒国人注意外患。它刊载了日本侵华组织东亚协会的章程，介绍日本东亚同志联合会的成员构成，其组织的章程、方案等，揭露了日本政府假借群众团体，开展特务活动，企图侵犯中国东北、福建等地的野心。[4]它还大量报道西南边疆划界问题交涉的情况，刊载有关评论，如《滇西之祸源篇》、《云南人之哭云南》、《云南对英交涉记》等，揭露了英国对中国云南领土的侵占。[5]不仅如此，《民立报》还刊载了《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俄人谋蒙之手段》、《讨俄横议》等时论，详细介绍了沙俄在中国扩张领土的历史及其对华

6、侵略的野心和行径。[6]为配合这些揭露帝国主义野心的文章，它还刊登了《云南片马形势图》[7]、《俄军在我国边境配备一览表》[8]等形象生动的图表，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让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企图一目了然、印象深刻，从而唤起大众对帝国主义的警醒和仇恨。《民立报》宣传的直观性和鼓动性从这类文章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并不仅仅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上。他们运用自身丰富的政治外交理论知识对帝国主义侵华的手段进行了分析。在这一方面，宋教仁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以“渔父”之名，发表大量文章，鞭辟入里、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国

7、际形势及帝国主义侵华行径，影响颇大。他将帝国主义侵华的形式分为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指出：“近世以来，各国所谓对外侵略之政策有二种：一正相的侵略政策，以武力为先驱；一变相的侵略政策，以经济力为先驱，二者之中，变相侵略政策尤为最新发明之利器，各国所以灭人国，墟人社，大半皆采用此利器者，故各国预备将来应付中国之政策，亦有采用此新法之势”[9]。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各种借款，为此，他在文中提出：“今后列强之支那政策，经济的侵略政策之擅长时代也，而其枢机则惟于借款存之”[10]。在各项借款之

8、中，他还着重考察了危害尤大的铁路借款。针对当时清政府将已交归民营的粤汉、川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向四国借款的行为，他指出，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粤汉铁路的会计监督权、续借款权、购料权等权利，“其影响所及，将来不但举湘鄂二省之路权全移于外人之手，即国家中央财政及湘鄂两省地方财政，亦不得不受其干涉，而最后结果，乃使吾湘鄂二省变为满洲之续，甚或率先推国而为坏及焉”，所以清政府的“收回国有”不如说成“收回外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