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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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汉武帝以孺家思想作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并在儒家碗的指导下，实施一系列旨在维护皇权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举措，由此带来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的出现和迅速由盛而衰。这是历史的必然。二关键词]汉武膏时期:统冶思想;转变汉武雄才大略，为巩固王朝统治，他亲自策问贤良，采纳了董仲舒“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得因秦祸而废的儒家思想得以彰显，并取代汉初黄老思想成为西汉中期以后的统治思想进而成为维护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的精神支柱。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春秋战

2、国时期分离动荡的局面，无疑是百家嚣杂议论的温床。社会各阶层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中国社会应如何发展，统治者也选取于己有利的学说对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支持各自的兼并战争。百家经过兼并战争的洗礼，其统治日益分化。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尊崇法家，旨在全面确立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法家思想不善于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过分强调严刑峻法，致使秦二世而亡。西汉之初，由于经过长期战乱，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自天子不能具钧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lj(卷30，平准书第八)，统治基础薄弱。要使社会经济恢复，必须与民休息。

3、“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因而，西汉前期的统治者认为“其治要用黄老术”。所谓黄老学说是从老子学说中演化出来的。它还着重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并部分吸收了儒家的思想。西汉前期的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作为其政治指导思想，推行文武并行，刑德并用，约法省禁，严狱缓刑的措施，强调赋役有度，节约民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黄老思想有其进步作用。当恢复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的任务完成后，黄老思想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至此，其政治弊端日益凸现，最典型的即在于君主无为而治，不利于中央集权;地方势力增长，渐成尾大之势。武帝继位时，皇权已大大削弱:割据势力存在;

4、相权增长;社会经济恢复后农民所受剥削日益加重，与地主的矛盾已渐增长。此时，法家及黄老之学已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老子之学主无名无为，不利干政。墨家创兼爱，尚平等，不便于专制。而儒学严等差，贵秩序，重名分，重君权国家一尊威权，对君主言仁政，对人民言服从，最适于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汉武帝继位之初，已反映出他尊崇儒学的倾向。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他下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垂相缩奏日:“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国政，请皆罢”[‘〕(卷6，武帝纪)。汉武帝奏可。汉武帝“夙兴以求，夜寐以思”，如何才能使汉帝国“椅

5、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l〕(卷6，武帝纪)。他认为“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礼”，因之，让贤良上书对策。就在这时，董仲舒提出“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具备有可供专制统治利用的内容:(一)天道观念儒学倡言“天”。其所强调的“天”，孕含着诸多神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j(阳货第十七)，“天道福善祸淫’心〕(汤浩)。这些均表明，有一个主吉凶祸福的人格神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万事万物，而这就是夭，就是上帝。天或上帝随心所欲地预见、延迟、加速并决定着尘世间的一切事件，但又不能直接行使其意志，这就需

6、要假手天子或帝王以实现其意志，因而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心〕(泰誓上)，“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心〕(洪范)。天子或帝王是天或上帝的威严在人间的传导者，上帝赋予帝王权威，委托帝王来行使它的指挥权，并将各种恩惠都集中在帝王一人身上，于是乎帝王的所作所为，就是“替天行道”。帝王专制象征着“夭下有道”[21(季氏)。帝王“替天行道”必须有一套政治组织与秩序与之相适应。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而儒学将协助帝王“替天行道”的封建官僚体制合理化、合法化、系统化和神圣化。有道是:“一岁之中有四时，一时之

7、中有三长，天之节也。人生于天，而体天之节，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节，人之气也。先人因人之气，而分其变，以为四选”。所以“三公之位，圣人之选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选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选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选也。分人之变，以为四选，选立三臣，如天之分岁之变，以为四时，时有三节也。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臣相砒砺而致极’心〕(官制象天)。夭有春夏秋冬，体天之节有贵贱之分，三公、三卿、三大夫、三士如天之所行以为政。地上的封建秩序是天上森严秩序的映象。(二)大一统主张董仲舒在武帝就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等治

8、国问题策问中，着重提出两个基本观点。1.“《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lj(卷56，董仲舒传)。所谓“大一统”，就是天下共主为代表的社会伦理在其纲纪礼法中的最高统一性。到了周朝，“大一统”的历史形式达到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阁(八情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