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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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考虑到国家安全与长远经济发展，赶超战略是必需的。★中国如果不搞赶超战略，就得可能被新的技术革命再次甩到后面。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的辩论，至迟自本世纪初就已在拉丁美洲的学术界展开，我们今天的辩论双方提出的所有理论、逻辑、理由，在当时就都被反复提出过[1]。时至今日，辩论了100年，而且将两种战略实践了100年的那些国家还在辩论，并未得出结论，这种现象很可能还会持续100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两点：第一，在两种战略之间作出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第二，另一方面却并不存在这么简单的结论：只要选

2、择了比较优势战略就一定能保证经济成功，反过来也一样。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分析、评价双方的得失是十分有益的，而把一方的逻辑推向极端，完全否定另一方，则是十分危险的。它使一个民族在作生死攸关的选择时，丧失掉极为重要的视点。比较优势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或曰中国的主要危险，即在于赶超战略在中国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笔者则认为，这种判断对于五六十年代，或许有一定道理，而在今天，不是赶超战略，而是比较优势战略的逻辑在被推向极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这样。这同样是危险的：这将使中国把自己的命运交在他人手中，允许自己经济前

3、途、国家安全取决于别国的战略利益。因此，有必要重申一下赶超战略的理由。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的论据与论点提出几点质疑，以使我们的民族在作出选择时，能从多个视点进行考虑。国际环境的判断比较优势逻辑的一个必要的理论假设是：国界只对于劳动力才存在，而对于货物来说，国界是不存在的——而且是永远不存在。如果在现实中，这个假设是打折扣的，那么，比较优势的逻辑也必须打折扣。因此，比较优势的逻辑能够在现实中被推行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对于国际环境的判断，现在是一个字：好。对此笔者没有异议，特别是相对于五六十年代那种立足于打世界大战的

4、判断——它确实使我们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推向极端，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这无疑是更加正确、更加反映这个时代的特征的，然而，比较优势逻辑所要求的国际环境决不是这样—个好字而已。就现实的国际环境而言，一方面世界大战的危险决不是迫在眉睫之事，再现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国的全面封锁的可能性也不是非常大；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现实存在着技术禁运与贸易制裁，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只要存在着对于货物的国界，比较优势的逻辑就不能被推到极端。况且，冷战后的世界并非如人们当初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地球村，新的一轮冲突在世界各地爆发，过度的乐观主义

5、情绪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便被现实击破（只有中国是例外，中国的学术界始终对于国际局势抱有极端的乐观主义看法）。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国家安全的概念尚未过时。这里要说明的是，国家安全并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概念，而且是一个经济概念。在经济上长期受制于人，最终会如军事失败一样，危及国家安全与民族生存。在现代产业技术中，恰恰是可以做这样的分类的：一类产业技术是可以控制他人，使他人依赖于自己的，而另一类产业技术却恰恰相反，是依赖于他人，受他人控制的（另外，还有有发展潜力、无发展潜力的产业技术之分；日本人用生产率增长速度和

6、“关联性”两项指标来衡量一个产业部门的潜力，并决定其产业政策，便是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只掌握受制于他人的产业技术，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最终都受制于他人。熟知鸦片战争的中国人却很少知道，1840年左右的中国，就产量而言，仍旧占有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在决定性的产业技术方面，中国落后了：“欧洲因为拥有先进的技术——包括蒸汽机和工作母机等——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优势。”[2]正是因为在决定性的产业技术方面落后了，中国才首先是遭受军事失败，随后是经济上的一落千丈，沦为不发达国家。这充分说明，国家安全与经济潜力并不仅

7、仅体现在一时的数量上，它更主要的是植根于质量，即你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产业技术结构。而从长远看，质量和数量又将统一起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曾说过：“利益相一致的假设，在这个社会与政治四分五裂的世界上几乎不再成立……专业化和由此而产生的依存关系，更增加了其遇难则乱的脆弱性。……因此，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崇尚自由，也不会允许市场力量充分地、一无节制地发展。……各个国家均在加强自己的独立性，而增加他国对自己的依赖性。”[3]他明确指出：由于现实的客观条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不打折扣地实行比较优势逻辑。因为仅仅根

8、据比较优势原则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一个国家很可能发现自己将处于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受制于他人的地位，特别是后进国家尤其如此。比较优势论者常常列举一大堆数字和案例，作为他们的观点的佐证，但他们常常忘记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这就是古巴。古巴并不见得有意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是客观条件将其推到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