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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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中国历史里头，著名的巨大公共工程很多，俯拾即是。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吧!大家可以想到华北边境上的长城、联络平津地区与长江流域下游的大运河、历代王朝京城(比如说长安、洛阳、南京和北京)与内外的宫殿陵寝、建有高塔的玄宫梵宇，以及满室琳琅的雕刻与壁画，令人难以忘怀的洞窟。如果我们要把那些不甚驰名的建筑也算在内，恐怕这个清单便无从列完了。依据规模与功能，可以将公共工程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分类。魏复古(KarlA．，AStudyofTotalPo.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处陂渠堤岸[1]。洪武皇帝也利用这些学生负责某种全国性的土

2、地调查，并编纂地籍清册——因其形状类似鱼鳞，而以鱼鳞图册为名[2]。这位皇帝起用这些国子监里的知识青年来做这两件重要的工作，无疑是因为他期待这批人能够不为恶势力所左右，因而也较不会腐化。最后，我打算就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的问题，加入一些宗教方面的看法。修桥铺路这类工程通常都被公认为义举，以指出它们系出于自愿的性质；或当作善举，而表示它们系善行的一部分，在未来将会得到善报。这一个普遍的信念，同为佛教与道教所认可。印度人“业力”的观念与其融人中国人“报应”思想的问题，近代学者曾经加以讨论。在拙文“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3]中，也曾触及这个问题。道教，甚至其

3、原始形式五斗米道，都教导它的信徒：人们可以借着修补百步的道路而祛除百病[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明太祖实录》卷234，页1下，卷243，页6上；《日知录集释》卷12，页27下；《浙江通志》(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卷60记载了洪武二十七年诏旨下后所建的三百多个水坝、堤、塘的名字。[2]仁井田陞，“支那の土地台帳‘魚鱗図冊’の史的研究”，《东方学报》，东京，第6期(1936年)，页157—204。[3]此文重印于ChineseThoughtandInstitutions，editedbyJohnK．Fairbank

4、(1957)，pp．291—309．中译本见段昌国等译，《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1976)。[4]《三国志》“魏志”(乾隆四年刊本)卷8，页22上—23上。马伯乐(HenriMaspero)，Mélangesposthumessurlesreligionsetl'histoiredelaChine，Ⅱ，LeTaoisme(1950)，p．46。当然，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如C．T．Floiéville，TheToireshistoriquesdeSe-maTs'ien，Ⅱ，193—194．[2]《汉书》卷2，页4上—5上。HomerH．Dubs，Th

5、eHistoryoftheFormerHanDynasty，I，181，183．[3]《隋书》卷24，页17上。EtienneBalazs，LeTraitééconomiquedu“SouEi-chou”1953，p．165．读者尚可在《河南志》(《藕香零拾》本)卷3，页14找到有关这项工程所使用的劳力的其他资料。《河南志》为元代的著作，部分保存于《永乐大典》中。根据此书，宫城(洛阳城西北角)的建筑就需要七十万个“兵夫”(可与下文之“军夫”比较)工作六十天。此外，宫殿的内部也需要十万余名工人。为了建造东城，土工监需要八万名老百姓来工作，另外还要一万名匠人负责木

6、作、瓷砖、金作与石作。防洪与贮水的工程是建设性的。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汉武帝在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大修黄河水利工程，就用了好几万个“卒”[1]。69—70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一十三年)，分隔汴水与黄河的堤堰，动用了数十万个“卒”去修筑[2]。隋代挖凿联络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汴河，总共动用了一百多万名男女。另一条联系黄河与河北地区的运河也需要同样规模的劳动力[3]。1351年(元顺宗至正十一年)黄河的修缮工程，根据当时一件在编后语中，夏鼐还进一步提出一个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说法，认为商人们自称那几百块墓砖系在灵宝发现的报告可能无法采信，因为与1955年

7、黄河大水库工程一起展开工作的考古学家们根本就找不到这些坟场的蛛丝马迹。他认为这些砖块来自洛阳。自两汉以迄整个六朝，帝国首都始终都维持着大量囚徒劳工的事实，使夏鼐的说法于理颇有所据。这些囚徒绝非仅存在于铁工场，他们也被利用在各种工程、制造与建筑上。———————————[1]Balazs，LeTraitéjuridiquedu“SouEi-chou”(1954)，p．46。[2]黄士斌，“汉魏洛阳城刑徒坟场调查记”，《考古通讯》第6期(1958年)，页39—44。与囚徒劳工有密切关系的是奴隶劳工的问题。男女奴隶在中国史上通称为奴和婢。正如韦慕庭在其《西汉时期中国

8、的奴隶制度》一书中所指出的：徒与官奴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