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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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英文标题】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THESOUTHERNPARTOFSHAANXIFROMTHEQINGDYNASTYTOTHEREPUBLICANCHINA【内容提要】近年来,学术界对明清以降秦巴山地的讨论是以山区开发及其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作为核心。本文主要探讨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及其前因后果,以期扩展、深化对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英文摘要】AmajortopicinacadmiccirclesinrecentyearsisthedevelopmentofQin-Bamuntainareasanditsimpacts

2、onenvironmensincetheMingandQingdynasties.Inordertodeepentheresearchofecologicalenvironmentofthepast,thispaperdealsmainlyentalprotectionincludingit'scausesandresultsinthesouthernpartofShaanxifromtheQingdynastytotheRepublicanChina.【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关键词】环境保护/陕南/清代/民国【正文】  秦、巴山区是明清时期特别是乾嘉以降我国境内的大规模开垦地区,社会经济变

3、迁比较典型,素为学术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环境因素、环境变迁的重视与讨论,该地区再次成为人们考察的重点地区之一,但讨论的核心是山区开发及其所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内容大致涉及:人口迁徙、土地开垦、作物种植、水利兴修、林木采伐、工场造作等,从而使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江河溪流的水文特征发生明显变化、自然灾害加剧、环境恶化,其开发史特别是环境恶化也日益为世人所认识(注:如张建民:《明代秦巴山区的封禁与流民集聚》,《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分别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

4、《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萧正洪:《清代西部地区的农业技术选择与自然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王元林:《明清西安城引水及河流上源环境保护史略》,该文指出明清西安城引水河流水小沙多与其上源环境恶化有关,“而要解决西安城引水问题就必须恢复上源良好的生态植被”,是呼吁今人以史为鉴,应该“切实保护好河流上源生态环境”,而不是探讨明清时期河流上源是如何展开“环境保护”的。载《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与此

5、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学术界对在此之下所必然出现的环境保护却很少考察,知之甚少。诚然,研究者的学术兴趣不一、学术视野各异,未必都来关心环境保护问题,但在今天环保意识提高、呼声高涨的情况之下只谈当时何以破坏、不讲如何保护,终究不是很正常的现象,笔者以为,这其中与资料的限制不无关系:纵观这些有关秦巴山区的论著,大致上仍以地方志与几种主要的私人著述作为基本史料,而这些资料重在记载各地的风土人物、赋役治安以及作者的兴利除弊之策,环境保护的史料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间环保史料更是少之又少,欲从中爬梳寻觅、详细探讨当时当地人的环境保护实在不易,因此还需在此基础上另辟新的资料。有幸的是,在陕西省

6、古籍整理办公室的组织协调下,一套大型的《陕西金石  二、环境保护的主要表现  清代至民国间陕南的环境保护表现在建立制度规章与具体实施等方面,为行文方便,依次分析如下:  第一,制定规章制度,明确责权关系,扩大宣传与赏罚力度。  根据现存平利县秋山沟护林碑可知:清代时官方出示禁令,以演戏等形式扩大宣传,民国时农会组织也具有护林职能,当地人砍伐林木后,被罚出资刊碑,重申规定,以儆效尤,“立刻碑永禁效尤人袁世杰、王朝升等情,正月,身子砍伐黎万顺兴栽枞树,被袁姓拿获,报告公团,同众看明,理质不虚,身等自愧无言。况前清禀请牌示,历年演戏,阖境皆知。民国复设农会,保护森林,专为□□起见。……恐年久案遗,身

7、等愿将条规刻石,以做将来不朽之条规列左”(注:《秋山沟公议护林条规碑》,1920年立石,现存平利县秋坪区林管站。《安康碑石》第371~372页。)。这种刊刻碑石的惩处方式在陕南比较普通。  除清代陕甘总督(陶模)在光绪年间有“劝种树谕”外(注:转引自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冯玉祥在任陕西督军与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期间,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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